黨人只求「有得玩」 「爬梯登月」喜洋洋

轉載自信報

2010年7月28日

林行止

一、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病倒了，香港群醫束手，在行政長官的「介紹」下，內地派遣醫療專家小組（醫學團體）來港「會診」，並邀請他北上治療，但為「華叔」拒絕（見二十六日本報）……。此事由司徒氏自己透露，政治意義深遠！

眾所周知，為六四平反是支聯會不可動搖的原則，表面上看，這與當前的「國策」背馳，但從近日來一些「小事」如中聯辦仍和不肯與支聯會劃清界線的民主黨黨代表「談判」上看，加上北京對重病的司徒華「伸出人道之手」，在在顯示北京為六四平反是遲早的事。換句話說，北京權力核心對六四的定性已不若過去的一邊倒，而是正反拉鋸且主張平反的一方已佔上風，目前未能採取行動，只是「時候未到」而已。

如果筆者的理解不致遠離事實，今後本港紀念六四的民間活動會更熱鬧，因為支持平反六四已不再是不可饒恕的反共叛國行為，那意味參與其間的人現在毋須、未來亦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在可能要付代價的情形下香港上街的人仍以萬計，日後有更多放下心頭大石的人加入示威行列，是不難預期的。

發財立品，中國富強之後，要加入「文明國家俱樂部」爭取在國際財經以外的「人文」事務上有更大的「話語權」甚至列位道德高地，拋卻六四包袱是不可少的一大步。

北京據說定性司徒華「本質上是愛國的」，因此在他病重時欲施援手，這使人想起因反六四而被迫出走的舊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許家屯，他身處異域，寄居美國，這些年來沉默寡言，並無「勾結外國勢力」，更無做出任何不利國家的事……，許氏已九十多歲，他是否有機會回歸他茲茲在念的故國？必須聲明的是，筆者在許氏炙手可熱大紅大紫戴墨鏡巡視九龍城寨的時代，見過面、吃過飯，但話不投機，無交往；六四之後，筆者過美時曾和他見過一面，就時局交換意見，看他憂民愛國的愁容，便點到即止，沒有深談；除此再無其他往來（大概是有來無往，近年他連賀年卡亦沒寄來了）。對這位風燭殘年的老革命老愛國老領導伸出溫情之手，只會彰顯北京當權者的人性、泱泱大度和中國已經「大治」的氣度，肯定可收凝聚人心的積極作用。

二、

一向以來，筆者認為由於北京虎視眈眈、絕不鬆懈，在香港從事政治活動，沒有前途—「前途」指的當然是參與經世經國之業。不過，這種局限不是人人願意承認，在民主黨仍未「妥協」的時候，亦的確存有一線希望；加上香港雖不行民主政制，在香港從政，卻與最民主國家一樣，參與者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因此，當從政（不論區議會、立法會或其他有薪津的政治性工作）為謀生渠道者眾。事實果真如此，這從政黨與論政團體及五花八門的社會性組織數不在少可見。在民主黨已被「內化」成為建制一部分（也許應說民主黨已成功轉型成為在體制內爭取公民權利的政黨較恰當）的現在，從政更加沒有「前途」（連「一線希望」亦消失了）。換句話說，如今從政，充其量只能對「市政」有所貢獻，但從政仍是通往謀取經濟實惠的康莊大道，等於從政性質已變惟物質報酬不變，因此投身其中的人，在經濟環境並無明顯好轉的情形下，只會愈來愈多。

在政治上，不僅從政者不可能有作為，行政長官（不論誰在位）亦「廢廢哋」，因為回歸後和回歸前一樣，香港（特區）政府絕不能沾手香港的軍事（港督只是名義上的「兵頭」—三軍司令，香港英國駐軍在電訊發達後只聽命於英國國防部）、外交及政治，宗主國或殖民者對這些足以體現主權的事務，是不會放手的（殖民地時期若干有民主胸襟的天真港督向英廷要求給香港以民主，莫不灰頭土臉無功而回）。北京此次一改過去在政治事務上絕無討價還價餘地、一切得以北京為首是瞻的傳統，破例接納民主黨的建議，當然可說是北京的重大讓步，但視為北京趁機放下一張「登月梯子」，似更恰可。從今而後，民主黨及其同路人只有循序漸進，見梯爬梯，當然還會不時爭取北京放下一張更長的梯，如此可能愈爬愈高，但離目標—普選—仍遙不可即。爬梯登月是有志者事不成可說比移山的愚公還要愚的事，但在鳥籠之中，為了保留活動空間（仍然有得「玩」以保持有形無形收益），沒有機會成本的爬梯活動仍會持續……。北京何時會給香港送來「神舟六號」？答案是中國走上多黨民主制之時，這會在什麼時候現實？答案是馬克思亦不知道。

筆者說過特區政府更像市政府，民主黨「內化」後，立法會將與市政局無異，如此看來，政府和立法會站在同一水平，互動當更順暢，那意味立法會不會要求政府做些其權力範圍外如加速民主化落實普選路線圖之類的事。如此這般，府會和諧可期，這未始不是港人之福。

筆者向來對民建聯甚有保留，因為在香港這樣發達—財富多、教育水平高及市民心智成熟—的城市，以中學教師為骨幹的政黨，局限於識見，是玩不出花樣的；不過，如今政治淡出、市政切入、基層扎實的民建聯是可以有作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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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放任自由」 解決「阿珍事件」

轉載自信報

2010年7月27日

林行止

一、

羅馬以香港為「藍本」的特設城市，其欲成功，必須具備若干「政治不正確」要素，除了專權獨裁（見七月六日本欄），據羅馬發表於七月二十三日《城市紀事報》（www.city-journal.org）的短文〈拉下拉鏈〉（〈Zip It〉）的建議，一地政府要建立純正風氣並使市民奉公守法，最有效的辦法是用「重典」；這種思路，與特設城市的成功要素，可說一脈相承。

引起羅馬撰此短文的「觸機」是「巴黎尿味熏天」。原來，法國人有找不到公廁時隨街小便的陋習，外地遊客「照辦Pee-Pee」，令在七月酷熱烈陽下的巴黎臭不可聞！羅馬說三十多年前巴黎隨處可見「禁止屙尿」（Defense de Pisser）的告示，如今進步了文明了，告示已改為文雅的「禁止小便」（Defense D'Uriner），可見當局早對此事瞭然，市政府亦一早組成「劣行糾察隊」（Bad Behaviour Brigade），成功地對亂丟垃圾、溜狗時不撿拾犬隻遺矢的人進行檢控，令這方面的「劣行」減到最低；可是，對隨地pee-pee，雖然多方警告，就是起不了阻嚇作用，以人有「一急」，是誰—包括法例—也擋不住的。當局最後只能循例貼告示示警。巴黎是港人的熱門旅遊地點，此刻詢之多位友人（及內子），均說在該地未聞異味，料「購物團」大都在通衢大道巨廈名店出入，未及橫街陋巷，因此未聞巴黎真味。

要如何才能為巴黎除臭，羅馬引經據典，參考眾多外國經驗，最後得出兩種辦法最有效。其一是街頭上演啞劇，讓演員做出種種諸如不遵守交通規則的行人及司機造成慘劇的誇張場面，令人警惕。據說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在一九九三年至二○○三年間，交通意外事故因此下降一半以上。不過，羅馬指出，如果街頭啞劇對在巴黎隨街小便的人起不了作用，他建議應採用紐約對違規者「嚴刑伺候」的辦法。他舉例說，一九九二年估計每天「跳過地車旋轉收票門」（Turnstile-Jumping）即免費乘車者達十七萬七千多人次，地車公司多次警告並加派管理人員監視，都歸無效，最後只好請執法人員出馬；警方高調聲言要扣捕這類「非法搭客」並課以罰款（重犯則要坐牢），而且真的動手，捉了幾名違法者「示眾」，結果大竟全功；對付那些在紅綠燈前以破布海綿「抹」汽車擋風玻璃然後向司機強索小費的無賴（squeegee），警方一樣嚴厲對付，擺出一副絕不手軟的姿態，不數月便奏奇功。

在人煙稠密的城市，要建立良好並令大多數人遵守的活動規範，執法當局一定要高調嚴刑對付。不過，羅馬未及注意的是，執法人員一定要公正不阿、持之以恆，才能令人生畏；以內地而言，對犯法者的刑罰不可說不嚴厲—如把嫖客的個人資料公開及經常把強盜搶匪槍斃—可惜這僅在有「政治需要」而行「嚴打」政策時施行，其餘日子則隻眼開隻眼閉，結果即使有嚴刑峻法亦無效。

雷鼎鳴教授七月十三日在本報的大作說科大曾有意羅致羅馬任教，只是功虧一簣，以羅馬在太平山山腰漫步時見北方飄來陣陣「黑煙」，空氣污染嚴重，遂打消來港的主意……。他若在港，耳濡目染，當知光有法例而執法當局「有需要時」才執行，一樣不能收效。

羅馬的特設城市以至建立城市的正常活動規範，不能全靠「放任自由」，其欲成功，離不開政府定下諸多管制法例並切實貫徹的基礎上。

二、

「阿珍事件」令香港旅遊業備受困擾，如何走出困局，連日來業界精英、公眾人士以及傳媒論者發表了不少意見。此事其實與經濟學有關，因此不難解決。

轟動多日甚至驚動了內地官府的「阿珍事件」，人人耳熟能詳，不必細表。筆者認為杜絕「後患」之法，長期而言，當然得從內地學校教育做起，教什麼呢？非常簡單，傳授佛利民「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的「真理」，當人民了解「免費午餐」成本昂貴之後，便沒有人會參加什麼廉價團遑論免費團了。事實上，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知道，組織廉價旅行團的旅遊公司（或接下這盤生意的導遊），必然得從購物回扣上收回成本及利潤，因此，除非有佔便宜不顧人家死活的存心，遊客「理應」購買定額的貨物；非常明顯，這種運作等於說賣給這類「遊客」的物品的價格都高於平均價。明白這種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大道理，即了解「天下沒有免費午餐」的人，便不會見廉價團而踴躍報名了。換句話說，參加市價團的人自由購物，與參加廉價團而必須到指定店舖購物者的得失並無二致。可以肯定的是，參加市價團的遊客會獲得合理的招待，後者則要看「導遊」的臉色，其所得回佣多寡與待客態度不難預期—多則笑逐顏開、少則黑口黑面以至惡形惡相！從此角度看，受阿珍直言教訓的遊客，咎由自取。

香港導遊其實有不少非常稱職甚且可說是優秀人才。沙士末期，筆者夫婦與約十名友人租旅遊車及請導遊，趁街上少人交通暢順，漫遊新界（荃灣街市的小販高興極了，他們以為我們是沙士後第一批來港的外地遊客），是一次看了很多「景點」的愉快之旅；那名林姓導遊自備一套景點的幻燈片，中英文流暢，而且態度斯文，別說沒帶我們去購物，連小費都拒絕收取……。近年筆者多次外遊，所遇導遊無一不是學有專精的人才，令我們一眾遊伴印象深刻的是帶我們在法國覓食的導遊，牛津歷史系畢業，相貌身材與腔調極似彭定康；在意大利東北山區Dolomiti的女導遊，亦為牛津歷史系畢業，她對該區歷史特別是二戰史瞭如指掌（牛劍學生在香港是人上人，但在英國當中學教師是不錯的出路，喜歡戶外生活的人從事導遊工作因此甚眾）；四月間在約旦，導遊帶我們至一博物館，當我們參觀完出來時，他送我們一點紀念物︰「那是從我開的店子裏取來的，十分便宜。」原來不是天天有客，他開了家賣紀念品小店子，奇怪的是他不帶我們去購物……。這些導遊十分稱職和有職業尊嚴，不因什麼緣故，只是我們做了公平交易。如果香港旅行社能一律收取合理團費，肯定可以吸納更多合格的導遊。內地旅行社亦有此弊，不然昨天便不會傳來「內地遊客在珠海被強迫購物」的新聞！

不過，「從教育做起」，是長期工程，即使「馬上」推行，多年後才可望有成效；為「振興旅遊業」，短期措施因此十分重要，而這非政府「干預市場」不可—為使「干預」有效，當局當然得與旅遊業行會組織合作，惟有如此，才能收立竿見影效果……。「放任自由」的利害（「積極不干預」的積極效果路人皆見，但行之太久弊病叢生，亦是眾所周知），港人知之最詳，我們已享受了它所能帶來的好處，如今已到了收斂規範的時刻，而這正是羅馬「治亂」的主張；惟有經過此一階段，香港經濟以至社會秩序才能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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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

轉載自信報

2010年7月20日

林行止

一、

醞釀經年、辯論多時的《最低工資條例》，去周末終於為立法會通過；至於「最低工資」究竟是多少，有待行政部門敲定。有問何以筆者對此「歷史性經濟立法」不作一文，答案是過去寫之已屢，正反雙方的意見都有所觸及，有關「經濟學文獻」亦幾乎沒有未曾提過，因此提不起勁加入「戰團」。一句話，從實證（Positive）角度看，任何硬性規範市場活動的立法，在香港這個崇尚自由的社會，都是反動不可行；但看香港社會現實，以經濟學的規範（Normative）方法，則可能得出非立法定出最低工資不可的結論，而這種結論，筆者認為是「適時」的。為什麼筆者會作出這種違反經濟學原理的價值判斷？答案是香港社會愈來愈不公平，雖然「不公平」是驅動社會進步、刺激經濟向前的原動力，但在社會貧富兩極化已趨極端而且大企業佔盡優勢的現在，不以立法手段平民憤，恐怕會種下更深的禍根。

大體可以這樣劃分，在《信報》前三十年，筆者義無反顧地維護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追隨先進文友，不甘後人積極地把西方有關學說引介給本地讀者，在壯大此間資本家演變至後來有點強取豪奪的生意經營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近年香港社會上上下下已為資本家控制，經營環境自由盡失，資本家的醜陋面貌早於無意間流露，他們不為幾乎是世界最少稅項和最低稅率以及不徵收遺產稅而「感恩」（當然不是要他們「還神」而是應多做慈善捐獻；香港公司稅率百分之十六點五，世界最低；個人入息最低稅率則為瑞士的百分之十三點二〔香港百分之十五〕；中國企業稅百分之二十五，個人入息稅率累進，由百分之五至四十五），反而憑藉坐大的財勢，不惜出盡合法欺詐手段榨取最大利潤……。潘慧嫻女士剛出版的《地產霸權》（天窗出版社），就物業發展部分，寫得不算深入，意見不見銳利，惟分析「地產商跨行業壟斷」，資料翔實詳盡、評論鞭辟入裏。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項特色是企業經營有虧有贏、有賺有蝕，便如有天堂必有地獄，可是，香港與民生有關的事業，若非政府由「獨賣」便為財閥壟斷，經營不善面臨虧損便可疏通立法會加費加價甚至破天荒地要政府撥款資助；「功能組別」議員在這類事務上「充分合作」，發揮了保證香港資本家只能賺錢不可蝕本的「功能」。

在幾乎所有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區，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企業—如公用公司—都只能賺取和債券孳息不相伯仲的利潤，由於不能經營有困難便加價，更多時候的虧損，則由當局撥款而非藉提高票價彌補，這樣做當然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卻是比較公道且為對低入息階層的體恤，因為當局所撥款項，來自實行累進稅制資本家及高入息階層作較大貢獻的稅入，那等於「劫」富濟貧，保守派經濟學家雖然嘖有煩言，惟此舉足以消減部分社會怨氣、保持「社會和諧」。香港的情況完全相反，別說虧損，盈利率不理想（未達專利法規定的比率），資本家便公然要立法會准其加價加費……，要知道，在保持低直接稅率（企業及個人）的同時，香港有多如牛毛的間接稅—貧富交納統一稅率的稅，窮人同時要繳交和富裕階級相同的電費水費煤氣費。

太多法定的專利和財雄勢大的無形壟斷，令香港的商業競爭只存在很低如街邊小販（如果尚未為超市趕絕的話）的層次，根本上香港已失去自由市場競爭的活力（還說什麼實施最低工資令香港自由失色！），這樣的「營商環境」，會使資本主義香港慢慢退化；而與此同時，「社會負擔」則不斷加諸香港低下階層肩上；他們的收入僅堪糊口，可是，所有加價加費以至五花八門的間接稅都衝着他們而來，在這種情形下，你還能不要求把「最低」工資定在勞工團體定下的水平嗎？

反對最低工資的陳腔濫調是那會製造失業（資方付不起最低工資少請工人甚至結業），然而，美國經濟學家的證實研究已指出不一定會如此，香港會否這樣，筆者不敢斷言，但相信值得一試。因為退一步看，工資支出上升，資本家不得不設法提高效率、促進生產力；另一方面，收取最低工資者亦得不斷改進工作效能、提高服務質素，以免被認為物無所值而被淘汰。作最壞打算，假如因為落實最低工資而引致大規模失業，當局只有收緊外勞政策，商舖相繼結束的結果是物業租值相應下降。這對長遠發展不一定是壞事。

引進一種「歷史性」政策變革，必會導致激烈爭論；由於一地有一地的特殊情況和民情，因此不能援引外國先例，行最低工資後對香港有何影響，大家只能靜觀其變、設法因應。目前的情況是，百物騰貴低下階層民不聊生，定下「較高」的最低工資，應是最具「社會和諧」效應的策略。

去周五《經濟學人》發表論香港經濟前世今生的長文〈實驗的終結〉（ 「投資者日記」翌日摘要譯出，工作效率之高，十分難得），歷數殖民者留下的「自由」相繼失去，香港快成為佛利民的「失樂園」……。事實上，「自由放任」的好處已隨英國人歸國而告一段落，那並非英國人深謀遠慮的安排，而是一種政策行之太久必生破壞性副作用，便如貫徹財政政策日久惡性通脹必至，落實自由放任學說日久則財閥坐大且貧富兩極深化。凱恩斯不可捧為偶像，佛利民亦不是神仙；自由放任實驗終結，絕非香港末日。香港有序地走向真正公平的社會，相信更能順利地和中國合軌！

「西哲」說年輕人大多傾向社會主義，成熟後大都成為資本主義信徒。筆者的思想歷程剛相反；這三四十年看到太多不公平現象，思想自然微微向左傾斜！

二、

科大雷鼎鳴教授昨天的大作〈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化〉 ，大快人心，因為任何與國內學界稍有接觸的人，都知道內地象牙塔內黑幕重重。丘成桐大師對內地學術界的造假，早已看不過眼，而造假之風早已吹遍商界，大衞．韋伯的同名網站（Webb-Site.com）最近便詳細地把多名虛報學歷的內地大亨列隊「示眾」。作偽造假已成為內地各行各業的特色。

剛在七月四日《紐約雜誌》上讀了一篇解釋何以多數現代人不生子女的長文（第二名孩子已有「回報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效應，這是大部分都市男女即使同意生育，亦一個已足的原因），因為多項科學驗證均指出子女並不能帶給父母以快樂（讀者提出異議前請考慮這些調查都在雙親必須外出工作及沒有家傭的環境下進行），既然如此，有自私天性的人斷然不會為了挽救「人口下降」而生育這種結論已是西方社會學者的共識。可是，突然之間，《研究快樂學報》（《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發表一名蘇格蘭學者得出結論與上述推論相反的論文，頗有石破天驚令主流學者目瞪口呆效果，大家正在揣測何以這位學者會得出與主流論調相反意見之際，他已宣布因為「誤用數據」（Coding error）令其結論失效，論文作廢；真正情況是「孩子帶給雙親很少的滿足感，通常還有負面影響……」。這名蘇格蘭學者忠於學術的態度，足為內地學者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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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型人口老化 內地或需引進外勞

轉載自信報

2010年7月15日

林行止

一、

雖然老是謙稱仍屬新興國家，但中國經濟盛衰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已足「左右大局」。六月中國出口額再締佳績，比一年前增百分之四十四（達一千三百七十億美元，是月美國本土消費三千六百零二十億，比五月跌百分之零點五），說明進口市場對中國貨需求仍殷，有此「成績」，皆因美歐諸中國貨重要買家的經濟不差，其能大量進口，意味消費者盡情購物習性未改，顯示環球經濟快將進入新一輪衰退之說，不攻自破。這數天來，西方主要股市升個不亦樂乎的眾多原因中，「雙底衰退」無蹤無影為不可忽視的因素。

中國出口去勢凌厲，人民幣滙價偏低又成「罪行」，但中國堅持貨幣政策獨立自主的國策，以不斷增購這些海外市場的「土產」（如波音飛機）為後盾，令經常擺出人民幣滙價必須升值不然會片面對中國進口貨課以重稅姿態的美國，只好自找落台階，不再那麼理不直而氣壯；克魯明之輩亦偃旗息鼓，暫不重提此事。

今年六月中國的進口增長略為倒退，從五月增百分之四十八點三，跌至六月的百分之三十四點一；增長稍緩的原因，可能與收縮多項資本性投資有關，亦可能因為物業發展受制於中央政策令樓宇動工數量減少的影響。這種發展趨勢十分正常，因為此是當局為過熱的經濟降溫的必要手段，可是，這點輕微的「微調」，已令「波羅的海乾貨運費指數」下跌（當然投入服務的新船噸位突增的影響亦不容抹煞……）。

中國的綜合經濟力強大，其興衰升沉對世界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中國已是經濟大國，是誰亦不得不正視的現實。

二、

離港期間，有讀者來問何以筆者對中國勞工供應看法不一，前言不對後語；言簡意難明，只有翻查舊文，終有所得。原來三月二十九日談內地調升最低工資及「路易斯轉折（捩）點」，指「中國已失或將失勞工密集行業的優勢」；但六月一日論「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則得「勞工集約尚未可棄」的結論。工人供不應求，才會失去勞工密集行業的優勢，在此情形下，「尚未可棄」豈非一句毫無所本的空話。

事實上是，經過天翻地覆經濟大躍進，加上一孩政策引致的人口結構性失衡，長期以來予人以人口眾多勞動力無限量供應的中國，已有工人短缺的「危機」。十二日《紐約時報》一篇發自中山的特稿，其題便是〈中國工廠千方百計吸引勞工〉……。

發展經濟學清楚展示，農業經濟升級為工業經濟後，每個經濟產能單元所需投入的勞工較少。這即是說，在農業社會，農民辛勞工作的「經濟成果」遜於工業工人的生產力遠甚；但當工業在經濟中的角色漸次為服務行業取代時，每個經濟產能單元所需投入的勞動力又相應提高。這方面的情況，親身經歷經濟轉型的港人均清楚了解。機器可以製造盈千上萬的有形貨品，服務顧客，不論哪一行業，不能以機器代勞，在在需要大量人手。中國經濟結構近年已起巨變，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第二產業」（工業，secondary industry）在經濟中的比重早於一九九四年見頂，是為百分之六十七點九，至二○○九年，其比重已跌至百分之四十六點八；同期「第三產業」（tertiary industry，即服務行業）則從佔經濟比重百分之二十五點五，提升至百分之四十二點六。在全力促進內需鼓勵人民消費之下，服務行業在經濟中的比重穩步上升，勢所必然，那意味其僱用員工數額大幅增加。非常明顯，在尚未有引進外勞政策（或條件）之下（如經濟持續高速向前，中國很快便需要引入東南亞及南亞的外勞！），就僱用員工而言，服務行業之得是工業之失。

據莫尼塔（北京）投資發展公司（ＣＥＢＭ）月前發表的研究報告，二○○九年中國服務行業要用一點八名僱員才能生產值十萬元（人民幣．下同）的（無形）產物，但製造值十萬元的工業（有形）產品只須用一點四名僱員；這意味「第三產業」多用零點四名僱員才能提供和工業產物等值的服務。莫尼塔因此推斷服務行業所佔經濟比重增百分之一，等於創造一百萬個就業單位。一如上述，在現行經濟結構下，服務行業的工人只能來自工業，在服務行業高速成長的現在，工業工人供不應求，理所當然！在這種情形下，工廠大幅提高工人薪津，絕非資本家「良心發現」，而是非如此無法招聘足額的工人。

莫尼塔的報告還指出，中國二○○三年已出現結構性勞工短缺，其中尤以「初中（九年教育）程度以下」工人不足情況較明顯；不過，有大專程度的勞動力則仍供過於求……。該公司因此斷言，如果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勢頭不變，至二○一二年勞工密集行業會面對重大—非大幅提高薪津請不到工人—困難。

人口老化是形成內地勞工不足的另一項重要因素。○八年上海六十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百分之二十一點六、○九年江蘇的同類數據為百分之十六點八，這些數字的嚴重性，惟有與人口老化問題早已「轟動全球」的日本相比—○八年日本六十五歲以上人口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十二點一。顯而易見，中國如何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已是當務之急。日本工業高度自動化機械化及普遍在海外設廠，令人口老化帶來的勞工不足問題得以紓解，但人口老化令年青一代經濟負擔日重的困境，僅此一端，已令社會前景蒙上陰影，亦令世人看淡日本經濟前景。中國的情況遠較嚴重，生於七十年代中期的「一孩政策嬰兒」，現今已進入生兒育女全盛時期，他們上有四老而下有「一孩」要照顧，而此「一孩」上有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四老」（「四老」只有「一孫」，因此極易被寵壞），在缺乏周全社會福利制度之下，「一孩政策嬰兒」的經濟（及精神）負擔特別重……。為人民解決這種「社會壓力」是民選政府的責任，何況把人民的生老病死責任攬上身的專政政府。為控制人口增長而行「一孩政策」，有其必要，但由於經濟成功發展、增長迅速，「沒有兄弟姐妹的社會」（張五常教授語）帶來的勞工不足及人數有限的有工作能力的人要供養愈來愈多的老年人引起的經濟和社會壓力，已是北京政府急須解決的棘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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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足協時見醜聞 種族和諧見諸球場

轉載自信報

2010年7月13日

林行止

一、

不會為欣賞球賽而廢寢（遑論忘食）的筆者，卻因遠行歸來的「時差綜合症」而看了數場「世界盃」重要賽事，得足償失，算是意外收穫。和德國西部重鎮奧伯豪森「海洋生物園」的八爪魚保羅一樣，筆者五月接受內地報刊「訪問」時亦「貼中」西班牙捧盃—雖然作此預測的人以萬計，但身為其中一分子，沾沾自喜，不在話下。

保羅在鏡頭下「八猜八中」，擇食置於西班牙旗水箱中的「淡菜」（「青口」），八爪魚是否有辨識顏色的本能，生物學家必會深入研究；至於德國北部薩克森州開姆尼斯（Chemnitz，德國卡爾．馬克思鎮舊名亦稱 Chemnitz）同名動物園的樹懶、猴子和河馬（均有「人名」），在飼養員諄諄善誘下，則屢測屢錯，不說也罷。

南非主辦此次「世界盃」，其球隊雖然一早出局，南非人卻贏得熱情好客令球賽成為狂歡盛事的美名（事前擔心搶劫外國球迷的事當然時有發生，惟不算嚴重），連單音的巫巫茲拉在數萬南非球迷口中齊「吹」發出的煩悶之音亦成為「令人興奮」的聲響。然而，不受至今餘波未了的那場「金融海嘯」打擊卻有本身自發物業市場大潰崩的南非，並未能從中獲得什麼明顯的經濟利益—如果沒有為「世界盃」而投資約四十億（美元．下同）於「基建」進而帶來的「創造就業」（「南非人類科學研究局」〔S.A. 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估計創造了十五多萬個短期工作崗位，但無助提升長期就業）及消費的「乘數作用」對經濟的積極影響，南非經濟必比現在失業率企於百分之二十三點五水平更差！

「世界盃」曲終人散後，南非經濟及社會很快要為那群「大白象」付出代價（南非足協前副主席因公開質疑其中一項足球場工程的回扣問題而於家中被射殺），當局大事宣傳的那段高速鐵路，受惠的僅屬「富裕地區」的少數人而未及平民；南非的礦物收益早在經濟學家計算之中，惟其落後的基本設施、數十種語言並存、幅員遼闊、人性懶散及政黨各自為政、缺乏統一目標、沒有共同願景，在在成為南非經濟真正起飛的障礙。

期內無聲無息的中國，可能是「世界盃」最大的經濟得益國！此次國際足協（ＦＩＦＡ）指定用的 Jabulani 足球（「世界盃」主要贊助商adidas委託英國Loughborough大學研究開發、在內地生產，而主材料由台灣供應；此名為祖魯族語「歡樂」〔Celebrate〕的音譯）、球迷幾乎人手一支的巫巫茲拉、「吉祥物」Zakumi（ZA 為國際標準化組織所定南非的「編碼」，Kumi 是南非多種土話的「十」；此字遂有「南非二○一○年」之意）、數百萬避孕套、球迷所戴大部分假髮以至五六萬個球場座椅，便都是「中國製造」。這當然不是什麼大生意，對於已先富起來（相對其他新興國家）的中國，小菜一碟而已，但對中國保持低失業率仍有點幫助；而沒有中國貨的供應，球迷的金錢支出肯定較高，中國的「貢獻」不容抹煞。

國際足協當然是最大的受益機構，其電視轉播收益為三十五億，由於估計（與事實接近）環球電視觀眾有二百六十多億人次，轉播費因而高得驚人，僅美國的便達一億五千萬（今屆及下屆）、西班牙語的更達三億二千五百萬……。牽涉數目這麼龐大，等於有難以抗拒的誘因，主其事者上下其手—在傳媒虎視眈眈之下，只能間接於暗中進行—符合人性、不違「天理」。英國《每日郵報》專挖貪腐醜聞的名記者曾年斯二○○八年寫成的《作弊—國際足協不可告人的一面》（A. Jennings:《Foul — The Secret World of FIFA》）一書，開篇有如間諜小說，寫一家與國際足協領導層有關的「外圍公司」大意地把一百萬瑞士法郎回佣直接存入其中一名「高層」的銀行戶口，從而抽絲剝繭引出連串貪腐黑幕；國際足協主席布列達的姪兒菲立開設的公司 Match Hospitality 則包租大部分「世界盃」主辦城市的酒店房間，然後以高價租給球迷……。天下烏鴉一般黑，只是在有新聞自由的國度，這類非法行徑經常可獲矯正。

二、

南非「世界盃」最值得注意的是展示了「種族和諧」。南非本身特別是終於在閉幕式露臉的曼德拉固然是「種族和諧」的象徵，英格蘭和法國隊則為「多族共踢」的典範；當射門中的時，各「色」球員「攬埋一堆」（互相擁抱扭成一體），互相祝賀，多族大同，於此盡顯。

足球員由各「色」人類共冶一隊的歷史甚短，從排擠到接納黑人的過程多艱難但總算已竟全功，不過，「膚色」問題仍是「心頭大石」亦為熱門話題，那位對教練罵娘被趕出隊的法國球星便是黑人，而法國隊的領導層全屬白人天下……。如今足球強國巴西的足球會，在二十世紀初葉絕對不容黑人參與，參加一九三○年「世界盃」的球隊便是純白人，一九三四年亦只有一位黑人。這種情況，應在因為足球天皇巨星比利為黑人而以為巴西體育界向來沒有種族歧視者的意外。

四十年前，歐洲諸國的足球隊俱由「純種白人」組成。移民（先進工業國需要外勞不得不放寬「有色人種」入境）令現在歐洲城鄉街頭店舖黑白人種相間已成常態，黑人不但對經濟大有貢獻，亦令不少國隊球隊「異」軍突起、大放「異」彩。一九九八年法國國家隊有八名黑人及阿拉伯人；予人以「純白」印象的波蘭隊○二年有一名黑人（尼日利亞移民）、瑞典足球名宿 H. Laarson 為非黑後裔；現在連「移民後進國」德國的球隊亦有土耳其、突尼西亞裔和入籍德國的巴西黑人；荷蘭當然有不少前殖民地加勒比海國家及印尼的「有色」球員……。這方面意大利似最「保守」，意大利人雖為足球而瘋狂，但當其球隊有黑人球員時，必有大批觀眾高呼「黑人非意人」（a Black cannot be truly Italian）；「民意」如此，難怪意大利球會有黑人而國家隊清一色由白人組成。

此次「世界盃」黑色非洲球隊大敗，為什麼非洲球員在世界球壇吃香、表現出色，組成國家隊卻無表現，若干論者歸因於非洲人「沒有（或不守）紀律」。筆者對足球並無認識，此說正誤，惟球迷才能判斷。不過，筆者了解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工程師泰萊（F.W. Taylor, 1856-1915）所創的「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用於球場有負面影響，泰萊這項被稱為「效率運動」（Effeciency Movement）的管理方法，其成功（提高工作效率）處在把體力與腦力勞動分離，但和大多數團隊體育的運動員必須體腦並用一樣，過分嚴格的「管理」（分工太精細），不管有多少名將，足球隊亦難踢出成績。

三、

最後再寫一點美國的「英式足球」發展趨勢。美國足協現任主席為印度裔的古列蒂（Sunil Gulati，他同時為一足球會主席），兼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講師（沒有博士學位當不了教授；講授體育經濟學），○六年當選後，銳意發展英式足球，進行了多項改革（如引進第一位拉美籍教練），頗有成績，男子隊奪○七年美洲金盃、今年「世界盃」進入十六強，女子隊奪○八年北京奧運金牌等，便是成例；在國際足協廣泛安插美國代表，亦是古列蒂精心策劃的結果。

美國對主辦二○一八年「世界盃」興趣甚濃，且有志在必得之心；不過，英式足球一旦成為美國大眾化運動，相信美國足協會提出連串可能引起廣泛爭議的改革，這對足球運動前景有否幫助，便非筆者所敢妄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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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外利益撩人 食客大破慳囊

2010年7月8日

林行止

三、

更「有趣」的是，康奈爾大學著名的「酒店管理學院」的餐飲管理學（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講座教授林米高（Michael Lynn，並非假洋鬼子林姓華人而是滿臉于思的白人），在一項對三百七十四名女侍應的調查中，得出「胸脯大小與『貼士』多寡成正比」的結論。雖然許多男顧客對訪員說他們給多少小賬（應為餐廳「硬性規定」之外的小賬），與侍者的服務態度有關，但林米高說資料顯示因服務態度決定的小賬低於百分之二，即服務良好的侍應所得的小賬比態度差的高百分之二弱而已。調查顯示男顧客對「大胸」（當然是比較的說法）、金髮及身材苗條的女侍應特別慷慨！林米高從實證研究的發現，印證了「民間智慧」的正確性。從不完整的資料看出，「隆胸」女性大都從事服務性行業的工作，這種工作報酬的多寡，在大多數情形下取決於接受其服務的異性的給予……。整容醫生公會（？）若能公布顧客身份，當有助學者進一步的研究。

有人會說，「性感」的女侍應令男顧客「眼睛吃冰淇淋」，產生經濟學家所說的「界外利益」（Externality），即他們「眼前一亮」、心情暢快，也許還想入非非，忘其所以，遂多給小賬。這應為眾所周知的普通常識，何須學院蛋頭勞師動眾去「實地調查」？林米高不以為然，他認為對一些約定俗成的「文化現象」作科學性驗證，十分重要。

林米高接受《康奈爾太陽報》（《The Cornell Sun》；網址同名）訪問時，指出聰明的餐廳老闆應以他的研究結論，作為招聘女侍應的準繩。這即是說，女侍應的條件應以大胸、金髮及苗條為首選。多僱用這類女侍應，會大大降低餐廳員工流動性，因為她們收入較高便不會輕易跳槽，而工齡較長意味她們熟悉工作環境、認識顧客並了解其需要，因而可收客似雲來，三方—顧客、老闆及侍者—受惠之效！換句話說，餐廳應聘請有機會獲得大額小賬的女侍應；而僱用大批大胸女侍應的餐廳，林米高稱之為breastaurants。

令筆者覺得不可思議的是，林米高的「民調」顯示有「胸脯大且堅挺」（large, non-droopy breasts）的女侍應「最具吸引力」（獲最多「貼士」）；這雖是「傳統智慧」，然而，訪員如何量度「不墜」、「非下垂」，煞費思量；若憑肉眼觀察，則與「實證科學研究」精神不符。

何以男顧客對「大胸」女侍應「錢」有獨鍾，林米高說這與人類「進化」有關，以大胸象徵「好生養」，有較強的「再生產能力」，遂為男性所喜……。不過，此說肯定已無說服力。一如被問何以男女傾向選擇漂亮英俊的情人的答案是為了生育「美麗娃娃」一樣無稽，因為現代（全球每天消耗十億粒避孕丸令傾倒入河海的女性排洩物污染海水及淡水的現代）男女「相悅」早已不在乎傳宗接代，對「大胸」女侍應狼（郎）顧，以至出手大方、大破慳囊，當然更與生兒育女無關！

林米高這種論調，當然不是人人同意，他的法律系一位女性同事便提出反對，但「反對無效」，因為除非政府立例規定不准顧客給「額外小賬」；然而，有吸引力（有一定標準但各花入各眼）的女侍應肯定有「小賬優勢」。而在一本剛出版的《美麗偏見》（D.L. Rhode：《The Beauty Bias》）中，作者史丹福法學系教授狄波拉．羅德認為「一些憑美麗與否作出的決定特別是有關聘用、升遷及辭退，應被視為非法（illegal）」，因為這牽涉到「均等機會原則」（principles of equal opportunity），她認為一個人的機會應來自其工作能力、工作表現而非其外表（physical characteristics）；可是，羅德教授同時指出，「外表無效論」會對時裝、化妝（以至整容）業有負面影響……。羅德的提議當然認同者眾（尤其是平等機會委員會），但恐不易落實。

四、

林米高的學術生涯可說完全建立在研究「侍應與小賬」上，康奈爾大學網站（www.news.cornell.edu）的資料，說他去年八月在《社會經濟學學報》發表第十六篇論小賬的論文，其材料來自從二十七家餐廳一共二千五百四十七次「隨意晚餐」（casual dining）收集的統計；這些來之不易的資料顯示「貼士」多寡與服務態度有關之外，尚有一種林米高當時稱之為「不易揣測的神秘因素」；這種因素，顯然便是其最新發現「胸脯大小與小賬成正比定律」（這是筆者杜撰的名詞）！林米高估計美國餐廳顧客「自願支付」（voluntary payments）的小賬年達一百六十億美元（這是一盤「大生意」，小賬因此值得學者進行研究）；但美國餐館「硬性規定」小賬數額，不管自願或不自願，亦不管你是否滿意侍應的服務，這是顧客一定要支付的額外開銷，因此稱為「自願」，似不符事實。

「人體經濟學」至今仍未建成一套邏輯周延架構完整嚴謹的理論，看情形快有「大成」。過去筆者斷斷續續寫過何以美貌與「高人」在勞工市場佔有優勢的評論，如今學者證實女性胸脯大小與收入有正比關係，這方面的學術成就肯定會成為「人體經濟學」的一部分。事實上，若學者能揚棄迷信，對一些看來玄之又玄的術數如顱骨學（Phrenology）、掌紋學等，進行實證科學研究並建構計量程式，是不難建成一套有理有據可為參照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理論的。數年前，關愚謙教授介紹一位友人來見，是位長期研究內地某省監獄囚犯掌紋有成的掌紋相士；她研究他（她）們的掌紋並作了統計，顯示死囚掌紋與眾不同的特徵，而其他監犯犯罪輕重以至壽元窮通等，亦可從各有特色的曲直交錯掌紋中展露。這位女士理論（傳統掌相學）結合實踐，說來頭頭是道、自成一家，和西方經濟學者對人體其他部分的研究，東西輝映；可惜後者以之「行走江湖」（既以之謀生，便可能保守秘密不會把其經驗及統計和盤托出，公諸於世）、相掌賺錢，缺乏把之提升至形而上層次的意願與學養，囚徒掌中秘遂進不了學術殿堂。在筆者看來，這種從實證中得來的學問，只要稍加整理，去迷信存科學，便可大大豐富「計量人體經濟學」的內涵。

人體經濟學談趣．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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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人佔盡優勢 矮仔鋌而走險

2010年7月7日

林行止

一、

三位美國經濟學者，其中有人且獲得「基金會」（愛爾蘭美國文化研究所）的「經援」，經過多年研究，今年四月在美國國民經濟研究所發表題為《矮仔多賊》（《Short Criminals　— Stature and Crime in Early America》, nber. org/papers/w 15945）的論文；題目匪夷所思、聳人聽聞，正好作為閑讀及閑文的材料。

未入正題之前，先說一門「新興」學說「計量人體經濟學」（Anthropometric Economics；下稱「人體經濟學」），這是從美籍匈牙利裔經濟史學家康羅思（J. Komlos）於一九八九年所創的「計量人體史學」（下稱「人體史學」）衍變而來。康羅思為芝大博士，是諾獎（經濟學）得主福高（R. Fogel）的高足，以研究「體高」（Physical Stature）與經濟發展的關係闖出名堂，並由此開宗立派，開拓出「人體史學」；由於人體高矮肥瘦與營養、疾病、環境以至遺傳等有關（決定體高的因素，遺傳因子佔百分之八十，其餘佔百分之二十），因此引出生物學和經濟發展關係的研究。

長期在歐洲名校任教的康羅思（九二年起在慕尼黑大學任教至今），於二○○三年創辦學報《經濟學及人文生物學》（《Economics and Human Biology》），並為首任編輯（現在仍是兩名聯席編輯之一）；這份每年三期的刊物，對「人體經濟學」有興趣者必讀。應該稍作說明的是，「人體經濟學」之創，是因為人體與經濟有關，比如這派經濟學家指出從人體構成（結構）（body composition）可判斷薪津高下，他們根據美國《國民健康及營養查問報告》（《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及《全國青年縱觀報告》（《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的數據，得出人體結構中脂肪（body fat, BF）多少與無脂肪（Fat-Free Mass, FFM）對收入有直接影響。非常明顯，「有脂者」入息趨下游（decreased wages）「無脂」者上升。這種傾向對「全人類」（即不分男女老幼種族膚色）一視同仁，絕對平等。他們棄大家常用的「身體質量指數」（ＢＭＩ）不用，因其沒有在「有脂」與「無脂」間劃清界線。

二、

作者（們）爬梳一八二六—一八七六年被囚於賓夕法尼亞州感化院「監躉」的資料，印證了體高在勞力市場「具有競爭優勢」理論的正確性。這即是說，「長人」在勞工市場較有利（賺較多的錢；這種「學理」，筆者早於二○○二年四月十九日在〈長人自小信心強　身高酬厚有跡尋〉詳為評介，本文收台北遠景社《五年浩劫》）；人體經濟學家指出，身體較高的人「出人頭地」，從小便受注意、關愛，在運動場上更備受注目且多有建樹，養成高度自信的個性，有利在勞工市場上的發展。統計同時顯示「矮仔」果然「多賊（犯法）」（他們未研究的是，「多賊」是否與「多計」有關）。換句話說，在十九世紀的美國，犯罪的人「矮」多於「高」；這種趨勢持續至今未變。

何以「矮仔多賊」，此非歧視矮人的胡言亂語，而是基於「長人優勢」令「高佬（較易）發達」，矮人只好另謀賺錢門路，而「犯罪」是「捷徑」之一。統計數據指出，身體較高的人，由於通常可獲較矮人為佳的薪津，等於做非法勾當賺錢的誘因下降，亦可說提高做非法營生的機會成本，因此長人少做犯法的事，比較之下，矮賊在比例上便較高賊多！人體經濟學指身長比平均體高高二吋的長人，收入比平均體高者多百分之二，據說（因筆者未見原文）曾任小布殊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現為哈佛教授的孟球（G. Mankiew），數年前提出要徵收「長人稅」的建議，因為他認為六呎長人的年薪比五呎五吋者平均多五千五百二十五美元，是「高度歧視」，因此要課以重稅。此說的真假姑且勿論，惟有此傳聞，可見「長人優勢」在「職場」上確有其事。

《矮仔多賊》指出，身體狀況與收入成正比，自古亦然。在買賣奴隸的時代，高且大者的「身價」肯定較昂，以「高大威」的肺功能（pulmonary function）較強及肺容量（Iung capacity）較大，因此可以擔任粗重工作，在未有機械機器的年代，粗壯如牛、幹活有勁，等於生產力較高，當然可賣得好價；不但如此，「長人」還因自小養成的高度自信，工作起來較有效較受重用，因此較快樂，這種情緒可能會感染同工，進而提高工地工場的生產力……。一句話，「矮仔」相形見絀，便輕易走上長人少為的犯罪之途。

 人體經濟學談趣．二之一

‧六月三日談美國中情局一文，把Forensic Economics譯為「司法經濟學」，這數天來陸續有讀者來信討論，其中以黃贊亮君最有建設性。黃君來函指他對此譯法不以為然，「蓋『司法』有經一定程序裁定枉直對錯之意，具官方色彩」。而筆者陳述的內容，「似無此等特質」，因此與「司法扯不上邊」。

黃君提議譯為「鑑隱經濟學」。他寫道，鑑，鏡照也，非直視，以他物反觀而得見；此學是從爬梳資料數據以得事情之來顯，而資料多非直接證據（如最高領導之指令）；此學實以間接途徑試圖重塑被掩之象以示世，其象真邪幻邪仍可爭。隱，不欲示人也；個人、機構、集團及政府不宜宣於口、示於世之行為。這即是說，F. E. 是查找一些與公眾利害有關而未公諸於世的內情。黃君又說另一更傳神之譯法應是「照妖經濟學」，不過，他以為「此詞感情及價值取向強烈，難登大雅之堂……」。

筆者認為黃君所譯皆妙。港人熟知的法醫及「驗屍」的原文便是Forensic，此字有尋根問源「驗明正身」之意，彰彰明甚。Forensic Chemistry / Medicine / Psychiatry等獨立學科，都是以各種專業知識查找一些當事人不欲人知的內情；在這些專業中，以Forensic Accounting最熱門，舉凡保險賠償、個人工傷賠償、建築工程偷工減料以至商業詐騙（如英隆醜聞）等，都要由專業人士爬梳統計找出真象以供法官判案的參考。這種情況與法醫「驗屍」確定死因，如出一轍。

正因為Forensic有找出足以「呈堂」證物之意，筆者才譯之為「司法（經濟學）」。

不過，還是黃君譯的「鑑隱」最能反映此字的真意。謹向黃君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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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權獨裁：經濟特區成功要素

2010年7月6日

林行止

一、

七、八月合刊的《大西洋》雜誌，發表題為〈解決窮困的政治不正確指南〉的長文，為對經濟學家保爾．羅馬（P. Romer, 1955-）的訪談。筆者過去數度評介羅馬的學說，以其「新（經濟）成長理論」（New Growth Theory）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有重大影響，羅馬因此被譽為九十年代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介紹他創新的理論，有益有建設性。羅馬在理論上力求為窮國脫貧之餘，尚身體力行，在自己「脫貧」行有餘力後，便致力於把理論結合實踐，這是去年八月十二日筆者在這裏推介其助落後國家脫離窮籍的設想「特設城市」（charter cities或Romerplex），令筆者有點「興奮」的是，其設想之靈感，基本上來自港英治下香港經濟的發展模式，羅馬這種主張因此值得倍加留意。《大西洋》文沒什麼新意，然而列舉了大量事實，尤其是跟進羅馬在世界各地推廣「特設城市」的活動，頗有不少可以一寫。

和許多卓然有成的學者一樣，羅馬亦能從日常小事看到問題的根本，比方他在幾內亞看見家徒四壁的學童因家裏沒有電燈，不得不在街燈下做功課，但他們有手機。電力為百餘年前的發明，其供應亦早已普及化，手機則是尖端科技產品。何以一窮二白的幾內亞有此怪現象？不必追查羅馬亦知道原委，此為電力公司為專利（壟斷）生意，經營者因此不必理會窮家有沒有電力，而手機市場競爭劇烈，窮小孩因而未能獲得電力帶來的方便卻有手機可用！羅馬指出這是管治（rules）出了問題，如果有嚴謹的立法，人民斷無理由無法享用已有百年以上歷史的科技！這種說穿了平平無奇的道理，有如當年他指出前人所未發現的窮國所以很難致富的缺失在沒有引進新科技、缺乏鼓勵發明及保障專利的機制一樣，正是他過人的地方。羅馬還指出，一八二○年亞洲佔世界經濟產量百分之五十六，一九五○年跌至百分之十六，二○○八年回升至百分之三十九，現在當然不止此數；這種變化，主因並非氣溫地理環境及人口的變異而在「管治」之變，非常明顯，近來亞洲經濟力驟增，是中國行開放政策有以致之！

羅馬因創「新成長理論」揚名象牙塔，可是，卻於二○○一年突然向史丹福請長假全力以赴創辦軟件公司Aplia，他堅信教科書遲早從印刷過渡至電子，而在這種衍變過程中，網上做功課問疑難必將在學生間流行，他的公司提供的便是這方面的服務；一如其預料，Aplia大受學生歡迎，至二○○七年四月他「賣盤」時，已與學生有超過二億次的交流！這家公司賣了多少錢，羅馬秘而不宣，大家只能從他說今後可以不必靠薪金便能過舒適生活上任意揣測！

無生意一身輕，不少企業及國際機構有意聘請他出任要職，如世界銀行便希望請他擔任首席經濟學家，為他一一回絕，不僅如此，他連史丹福虛位以待的終身教授職位亦辭掉（他不願佔着毛坑，說要讓機會給後輩），有人以為他會從此退休，優游林下，「等候斯德哥爾摩的電話」（得諾獎），哪知不然，他隨於二○○八年帶同三名助手，發起「特許城市運動」。

二、

「特設城市」的「靈感」來自香港，但低稅、法治、保護產權、尊重合約以至寬鬆（或備而少用）的政府規章條例的「原創」城市是十二世紀德國的盧貝克（Lubeck），當年德國王子獅子亨利（Henry the Lion）把從敵手（海盜盤據）奪回的海港盧貝克自由化，建立市集、成立教區、興建教堂，同時以種種優惠稅務為條件吸引俄羅斯、丹麥、挪威和瑞典商人投資（獅子亨利派出「招商團」前往這些國家游說招商），而管治盧貝克的市議會被賦予高度自治權，不數年盧貝克便成為波羅的海最重要的自由商港；上述各國紛設商行，她們的土特產均在此集散……。香港的情況和盧貝克有相通處，就像七八百年前盧貝克人民比德國其他地區以至其近鄰諸國較富裕一樣，香港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八○年間實質（撇除通脹因素）經濟增幅八倍，令香港人均收入比大陸人高十倍；羅馬指出鄧小平見而心動，開發特區，這些特區均經濟蓬勃，以至牽動全中國經濟欣欣向榮。

羅馬認為盧貝克和香港的成功例子，若能向貧困國家推廣，令其闢地建「特設城市」，有如「在剛果國內創建芝加哥」，必能刺激經濟繁榮，令全國受惠進而走出窮困；這種意念的確令人產生無限憧憬，他除了建議由對古巴來說「政治中立」的加拿大「遙控」（像過去英國政府遙控香港）古巴美國租借地關塔那摩灣（Gantanamo Bay；過去數年因美國囚禁恐怖分子而臭名昭著），還積極向地大物博的非洲窮國「推銷」；經過多次與有關官員磋商後，二○○八年羅馬獲馬達加斯加強人總統接見，在攜手創造財富的前提下，商談甚為投契，雙方甚且已進入商討簽約階段，哪知該國突然發生政變，「革命軍」指總統勾結外商、出賣國家利益，義正詞嚴、群眾愛國情緒高漲，不數月總統被攆落台，羅馬的計劃自然胎死腹中；該國較早前答應以九十九年期租給南韓大宇工業數百公頃土地（興建「大宇工業區」）的協議，當然亦就此「流產」！

「特設城市」的最大障礙是民主政制，因為任何簽署把國土租給外商的政府，都難逃在野黨或扛出愛國大旗的「叛軍」的攻擊，而當大眾的「愛國情緒」被撩撥起而反對這種對國家經濟有利的計劃時，計劃被取消已是最樂觀的結局。九十年代後期，斐濟政府決意把其紅木林交給一個英國非牟利機構管理，以收有效率經營之效，哪知反對派群起而攻之，指「斐濟屬於斐濟人」（Fiji for the Fijians），結果不問可知。羅馬的設想其實可行，而且與社會變遷趨勢配合，以目前的經濟發展勢頭，在未來二三十年，各國從農村遷徙到城市的人口估計在三十億左右，這等於有大量農地荒廢空置，「特設城市」正是把之好好利用的設想，可惜「愛國主義」令此設想極難以至無法在多黨制民主國家貫徹。

中國以香港為鏡開闢了若干經濟特區，其能成功，根本元素在沒有在野黨以至鄧小平南巡後黨內沒有反對派，這意味掃除政治障礙，管他外資內資，能夠搞起經濟發掘人民潛在生產力進而使人人受惠的制度便是對國家有利的好制度。換句話說，惟獨裁專權政府如中國才能順利建立經濟特區—這是何以稱為政治不正確的脫貧指南的原因。

不過，特權政府雖有利建立經濟特區，但特區具雛形之後，應該實行「半特權半民主」（between pure democracy and pure authoritarian）的管治，才能使之走上成功的康莊大道，因為「特區」或「特設城市」必須有一套有別於專權獨裁的法規，才能誘發「士農工商」的工作潛質進而創造財富，對理性開明的獨裁者來說，這也許會令他們反思其專制確有修正改良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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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加薪的「鮑蒙爾效應」

2010年6月30日

林行止

一、

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十二宗跳樓十死二傷及一割脈獲救），令內地民眾「群情洶湧」，其老闆郭台銘千夫所指，成為典型「醜惡資本家」；為了洗脫這種負面形象，郭氏突然一連數度給員工加薪（平均加幅百分之七十）。筆者本來很同情這位魄力無比的資本家（六月一日本欄） ，現在卻以為富士康的邊際利潤率也許比公開的高，不然該公司何以有財力大幅給數十萬名員工加薪—如果加薪吃掉公司利潤，郭台銘便對不起股東（犧牲股東利益以換取「心之所安」），不是稱職的資本家！

令事件看起來更戲劇性的是，郭台銘於大幅加薪平息「工憤民怨」之後，聲言承擔不起員工自殺的社會責任，有意把部分生產線遷回台灣。這是其真正意圖還是以之作為與內地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筆者不得而知（直至自殺事件，筆者從未看過任何有關富士康的資料），可是，其可能搬廠（部分工序）回台灣的想法，台灣反應之激烈，大出筆者意外；據六月十六日本報消息，全台各大院校的教授「一字排開大喊口號」︰「停止剝削民工！」那顯然衝着郭台銘而來。世新社會發展所所長黃德北表示：「我們不歡迎這些造成社會問題的血汗工廠鮭魚返鄉，我覺得像郭台銘這樣子是台灣之恥。」中研院教授林宗弘質疑︰「對於這些台商，明明在兩岸都從事這種類似經濟犯罪的活動，它怎麼回來還有優惠條件？」對於學者們連署痛批郭台銘是「台灣之恥」，台灣行政院院長吳敦義出席一個頒獎典禮時強調，郭台銘經營的鴻海集團對台灣有很多貢獻，還捐出大筆金額給台大醫院協助對抗癌症，八八水災時也興建園區幫助受災戶，近期更捐款給台北市政府興建世博會北館……。

對此消息，筆者有二點感想。

其一是包括台灣最高學術機構中研院的學者，憑什麼指斥富士康剝削員工以至痛斥郭台銘是「台灣之恥」（中研院資源豐沛，理應在分析每一自殺個案後才下結論）？以筆者的理解，富士康以「市價」（其實是高出平均價約二成另加可算周全的福利及文康設備）招工，其數十萬工人大都是為擺脫鄉間比較窮困更看不到前路的生活而應徵南下的青年，用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指他們受資方剝削，早已過時（還供奉馬克思的北京亦不會認同）；進一步看，聘用大量農民工，可加速城市化進度，有促進經濟升級的積極作用，筆者雖未見有關統計，惟相信這些工人中大部分自此在城市落籍，只會回鄉省親度假結婚不會當「鮭魚返鄉」。工廠大量僱用農民工，除有助廠商增加海外市場競爭力，創造就業提升ＧＤＰ……，對農民工本人以至內地經濟發展，「功不可沒」。客觀地觀察，富士康（和大部分外企）並非「血汗工場」，該廠過去曾數度出「事故」，其海外買家如蘋果及英特爾等俱第一時間派調查小組前赴富士康工廠實地考察，如此隆重其事，並非這些跨國企業特別重視人權及維護工人權利，而是其產品中若有「血汗」成分，必為消費者唾棄，管理層因此不會把工作外判給惡待工人的工廠；但它們的調查結果均無富士康虧待員工的發現。台灣學者正氣凜然、理直氣壯，上綱上線甚且說富士康內地設廠是「類似經濟犯罪的活動」，實在太過分了。

其一是行政院院長吳敦義的反應亦莫名其妙，他替郭台銘抱不平，可以理解，是應有之義，然而，其理由欠缺說服力。比方說鴻海對台灣有很多貢獻，然而，鴻海的主力卻在大陸。至於強調郭台銘的「慈善捐款」，則與他是否「剝削工人」之類的指控完全無關；商人千方百計逃稅避稅欺騙消費者甚至小股東，然後捐出「零用錢」以沽名釣譽者，數不勝數，這種「慈善捐款」雖在平民百姓間贏得善長仁翁之名，卻不必由官位等同首相的大員加以讚譽。富翁捐款當然值得鼓勵，由受惠者為之樹碑勒石亦不為過，但社會大眾尤其是政府要明白的是，當代學者早已指出，豪富在公益事業上出點錢，不過是為身後名投資而已！如果郭台銘經營的是「血汗工場」，再多的捐款亦不能洗脫此惡名。

二、

富士康加薪引起內地一片工人要求加薪風潮，國企的情況不太清楚，從新聞報道所見，不少外資企業如本田等都給工人加薪，北京豐田廠的問題則至今尚未解決……。這使筆者想起美國經濟學名家鮑蒙爾（William Baumol， 1922-；以望九之年，鮑蒙爾七月將有新書出版：《創新企業家的微觀理論》）於一九六五年（與勞動經濟學家、曾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W. G. Bowen合撰）在《美國經濟學展望》發表的論文︰〈探討表演藝術的經濟難題〉（〈On the Performing Arts ： The Anatomy of their Economic Problems〉），指出從演奏音樂沒法提高生產力進而增加效能（交響樂樂隊人數以至室樂人數古今如一），引起連串極具啟發性的經濟問題，令人了解音樂表演，尤其是演奏「和寡」古典音樂的交響樂團，除非特別出名，一般都要政府資助才能生存的原因。由於生產力不變，按照常理，樂隊樂手只能賺取十八、十九世紀（當年樂隊樂手的生產力和現在一樣）的薪津，若情形果真如此，演奏家肯定會轉行去富士康之類付得起相對較高薪津的工廠「打工」；為了令古典音樂不致枯萎、湮沒，樂手的薪酬便在沒有提高生產力的條件下大幅提升（樂團負擔不來便由納稅人承擔）。當然，樂手的生產力不變，但仍受惠於科技進步如音響及錄音設備的發明與普及上，十七世紀一場音樂會的欣賞者不外一百數十以至最多是數百人，而現在欣賞人數理論上可以無限多。換句話說，能夠吸引付費欣賞者的樂手和樂團，才有可觀的金錢收益（才能享受科技進步經濟發達帶來的好處），若然乏人問津，便要由納稅人付鈔（六月十八日程介明在〈測量與答案〉一文闡析「創意與經濟」的觀點，極具啟發性；程教授指出Arts and Crafts足以培養科學創意，音樂當然包括其內，這也許是納稅人要「付鈔」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其他行業亦因科技進步令生產力與薪津同步提升，相比之下，樂手的收入太低，為讓他們堅守崗位，為部分人提供「精神糧食」，非增加他們的收入不可，形成了樂手收入上升不因本身生產力而是其他行業生產力提高所牽動！這種現象被經濟學界稱為「鮑蒙爾效應」（Baumol Effect）或「鮑蒙爾的損耗」（Baumol's cost disease）。

富士康員工的生產力不可能一夕間倍增，其薪津大幅提升，可視為大老闆「良心」發現不理會股東利益，但亦可能是過去利錢太深（賬面卻無法顯示），發生人命後大老闆為積「陰功」不得不少賺一點。有論者認為富士康希望從提升出廠價上「賺回」因自殺導致的特別加薪，但這須視市場的反應，不能一廂情願地確定其會成功。

非常明顯，其他外資工廠工人因此受惠，他們之獲加薪，料亦與生產力提高無關，因此符合「鮑蒙爾效應」的界說！除了表演藝術等少數專業，其他行業的生產力會因機器發明科技進步而不斷提高，工人的薪酬「天天進步」便有所本；但當前內地外資工廠工人加薪潮，顯然不因生產力提高而起。蔡東豪在六月十七日《壹週刊》的專欄引述野村研究報告的資料，顯示一九九四至二○○八年內地工資每年平均升百分之十三，工人的生產力平均增長百分之二十一，等於生產提升帶起工資，資方「除笨有精」；目前的情況是否如此，稍後的研究才能揭曉。

有明顯「鮑蒙爾效應」的還有政府公務員，「公僕」的生產力怎能與私營部門比較，可是，他們的加薪卻以不提高生產力必受市場淘汰的後者為標準……。這當然不公平，但以香港而言，公務員隊伍近十六七萬之眾，與電腦化前一樣（誰說電腦化可節省人手），他們手握行政及分配資源的大權，是佛利民所說「建制中的暴君」，有誰膽敢挑戰這種「行之有年」的陳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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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29日

林行止

好書！
—《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

《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去年中出版，作者陳方正教授是物理學博士，卻長期致力於文史工作，成就卓著，出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期間，曾與劉殿爵（1921-2010）、何志華等教授合力編撰了一系列不下於四五十部中國古籍的逐字索引，又創辦學術雙月刊《二十一世紀》，予人以他是棄「理」從「文」的印象；看到《繼承與叛逆》的體大思精，然後意識從物理入門到科學思想發展的推衍論述，方正兄求真、求覺的辛勤治學，是一以貫之的文化人精誠，若以狹隘的文理分野來衡量，便未免「小器」甚至不合體統了。

筆者數理底子差，看書題材，重「文」輕「理」、棄難就易，養成由敬生畏而疏遠的習慣；《繼承與叛逆》的副題為「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對筆者並沒有太大吸引卻又點燃了筆者好奇心的題材；事實上，兩年前筆者曾詳談溫徹斯特的《一個愛中國的人》（見收在《中國情緣》三文），便觸及這個問題，和溫徹斯特一樣，當然筆者亦因走了岔路而找不到答案。

現代科學為什麽沒在古時曾經科技發達的中國出現？這個因李約瑟提出而被稱為「李約瑟問題」的疑問，難倒不少學者且曾是不少著名經濟學者論及的命題，最早「題名」此問為「Needham Statement」的是英國經濟學名宿保丁（Kenneth E. Boulding, 1910-1993）；就是當時得令（現任世銀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於十多二十年前發表過一篇廣受引述的論文，題目便是不折不扣的：《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2）。

「李約瑟問題」成了眾多經濟學者有所感觸並致力尋其究竟的話題，使筆者在收到《繼承與叛逆》那七百多頁新書未開卷前頗有疑惑，不知道內容是與自然科學較有關係還是與人文科學比較接近？由於外遊，當時只看了余英時教授撰寫的書序、方正兄的自序而未及正文，便把它擱下。事隔經年，重拾該書，細讀之下，竟然看出興味。

余英時教授在書序中說《繼承與叛逆》是一部「出色當行的西方科學與科學思想史」，那不是泛泛的客套話，而是出色史家的在行人語。書的內容嚴謹扎實、闡析分明，行文清簡扼要，使嚴肅的題材不覺艱澀，那是作者令人折服的另一方功力；三聯出版社出版、編校與插頁選圖俱極為用心，那是促成一本好書讀來恬暢的「起碼」卻並非易求的條件。

三十多年前上世紀七十年代，筆者曾託友人到台灣「搶購」了約十一二冊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也譯《中國科學科技史》），那是台灣盜版商翻印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主編共二十餘卷的其中一小部分，當時原書並未出全，事實是李約瑟於一九九五年去世時還未完全脫稿，大量工作是由編委小組在他死後分卷分冊付梓，至二○○四年才大功告成。筆者手上的「老翻」（翻版）亦只限於那十一二冊。那是綜覽中西科技交流和中國古代哲學流派的論述，理解不難，後來涉及數學天文的內容，筆者便如墮五里霧中，看不來也就提不起擁有全套作品的意興。

翻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開頭一二卷，別說未窺管豹，就是望其項背，也談不上，只能算是見識了一部皇皇巨制的磅礴「來」勢及其論述認真的慎徵博引。後來接觸談論「李約瑟問題」的文章，幾乎都是社會人文學界的評議，他們多是借此一問引申到中國人文文化的不同視角的探索；而方正兄力作所談的「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則是以「淵源有自」的觀點，帶出一部充實的西方科學史。對於同樣一「問」，慣看引申議論的縱橫捭闔，細讀《繼承與叛逆》便似拉韁勒馬、回望其來有自的歷史脈絡，細味知識累積與並非突如其來的發明與發見，情趣迥異。

《繼》書作者溯自古代文明傳統、循不同地域的文明起伏，追蹤科學發展的脈絡，指出以數學表達宇宙秩序的種籽源自愛琴海世界的自然哲學觀；輾轉至牛頓（Isaac Newton 1643-1727）的《原理》（《The Principia》 1687），則被形容為「現代科學革命的成果」（頁六○九）。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所牽動的龐大科學體系與舊時相比，雖然一脈相承，卻因歲月含英的千迴百轉（傳統的繼承），乖常悖異的咀華精煉而脫胎換骨。牛頓的「熔鑄之功」，高屋建瓴的視角（即其筆下讓他看得更遠的「巨人肩膀」），是結合先哲前賢的微積分學、新天文學與新動力學，集其大成而成為現代科學發展的大基礎！

引述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的「我們應當注意各種發明的力量、效果和影響，這就古人所未知的印刷、火藥和羅盤等三項而言，是再也顯著不過，因為這三者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和狀況」（頁六一五），突出《大滴定》的觀點：「從公元一世紀至十五世紀之間，中國文明在將人類自然知識應用於人類實際需要的效率，要比西方高得多」（頁六二三）。《繼》書總結中國古代優勝的科技發明只是西方文明的「遠方厚禮」；而西學東漸，卻因中國本身文化根深，沒有適當和合催生的條件，當然無法產生大爆炸性的思想融合，所以中國實用科技的成就仍歸科技層次而生滅；繼往開來的普世科學「生命力」仍未具備足夠條件在中國結果開花。

中國與西方科學不同軌跡的探索，「李約瑟問題」順理消解，方正兄分絲析縷的論述，深入淺出；筆者看《繼承與叛逆》不屬輕鬆閱讀，但以付出的時間與進益相比，卻划算得令人雀躍。這是一部文化通識的上乘讀物，是提倡閱讀的讀書會、傳媒的閱讀節目和教育界須加注視並予推介的一本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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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波股市例跌 粗口拖垮法國

2010年6月24日

林行止

一、

三位分別來自麻省理工、達茅茨大學及奧斯陸挪威企管學院的學者，於二○○五至○六年各自（其中一篇兩人合撰）發表了兩篇有關足球賽與情緒波動的關係進而左右股市升降的論文，大概是由於理念相近所用數據及方法論相去不遠，在各自於經濟學研討會上提出後，以「英雄所見略同」，遂把二文合而為一，成為〈體育運動的情緒與股市回報〉（〈Sports Sentiment and Stock Returns〉）一文，發表於第六十二卷第四期的《財務學學報》（《The Journal of Finance》）。文題的「體育運動」，主要是指英式足球（下稱足球），旁及板球、欖球和籃球；其中惟足球完全符合下述三項條件—最能撩撥起觀眾「愛恨分明」的情緒、有大量觀眾及最多人談論，因此成為研究的重心。

論文比較了一九七三年一月至二○○四年十二月在三十九國進行的一千一百六十二場國際性及地域性足球比賽（包括世界盃、歐洲盃、亞洲盃及美洲國家盃賽事），其中主隊贏六百三十八場、輸五百二十四場，這些賽果與賽後第一個股市交投日（若於周五舉行比賽則為下周一的股市）的升降，竟然有一定「規律」可尋。統計顯示主隊得勝對股市的刺激有限，平均升幅只有五個基本點（5.0 basic points），但「輸波」時股市平均挫十八點四個基本點。論文對不同級次（如入圍、半準決賽及決賽等）的賽事有很精密的分析，惟除了淘汰賽主隊「輸波」導致股市平均跌四十九個基本點較為顯著外，其他賽事的結果與上述根據入圍賽結果對股市的影響差不多。

體育運動特別是那些足以牽動「愛國情緒」的（著名的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則認為足球賽事是「培訓非理性沙文（侵略、好戰）主義的最佳媒介」〔Training in irrational jingoism〕），都在不同層次影響了一國人民的心理甚至生理，英國《新政治家》周刊六月十七日且有文章—〈「世界盃」有利家庭和諧〉（〈The World Cup's good for family〉）指出，在每個客廳都有電視機的地方，一家人圍觀賽事其樂融融。這當然是片面的看法。

這篇論文的〈緒論〉簡略地縷述了其他經濟學及社會學者對不同類型體育運動的社會影響，令筆者吃驚不置的物事不少，舉其犖犖大者，為一九九八年六月三十日英格蘭在互射十二碼中敗於阿根廷腳下，在其後三天，英國心臟病人發病率比平常日子多百分之二十五；一九八九年美式足球奪標決賽被淘汰球隊所屬城市的謀殺率（不記得哪個城市及具體比率）突然標升；而蒙特利爾冰上曲棍球隊於敗北後，加拿大的自殺率「直線上升」（rise significantly）……。上引的數據都源自學者的研究，可信性應無問題。事實上，學者的觸角無遠弗屆無所不在，夏令時間、陽光多少、氣溫升降，都有論文求得這類變化左右人的情緒進而對人的行為包括投資有一定影響。

二、

昨天寫完「英國粗口」，便聞「法國粗口」闖出大禍。周二法國以一比二敗於南非腳下，外行人當然以為球是圓的，勝敗難測，加上主辦國幾乎人手一支巫巫茲拉（南非祖魯族的單音〔Ｃ調Ａ〕樂器Vuvuzela，「壟斷」市場生產商為中國塑膠用品廠，每支出廠價僅為人民幣二元，今年總銷量在一百五十萬支水平〔料昨天立法會外示威八十後的巫巫茲拉亦是國貨〕）的擁躉最多、噪音嘹亮，對方一不留神，便飲恨離場；不過，有「冠軍相」的法國隊所以演出差勁，主因還是內部不和所致；而不和的導因，則為法國隊日前與墨西哥對壘時，中鋒安歷卡於中場休息時在更衣室對其教練「講粗口」，本來此事外人無聞，但有「好事者」向法國傳媒「報料」，法國暢銷的體育報《球隊》（《L'Equipe》）和盤托出之餘，當然一如舊貫繪聲繪影、加油添醋，小小球事遂成為「國家大事」。究竟安歷卡說了什麼粗話，法報的版本甚多，大都讀者不宜，而以「問候教練娘親」的版本最「斯文」。教練手執尚方寶劍，聞罵大怒，禁止安歷卡出場，哪知卻引起隊友同情，集體杯葛早操之外，還各懷鬼胎、軍心渙散、各有各踢，遂有南非腳下稱臣（與南非一齊出局）的敗績。

「飛起」安歷卡，教練頓成法國隊員「公敵」，以足球員「講粗口」是家常小菜而且安歷卡已同意當眾道歉，禁他落場便動公憤。據報當晚球員乘公車回酒店，把教練及其助手留於路邊自找「的士」，情況之劣，不難想見。教練與隊員不和表面化，法國隊踢不出水準，理所當然。從法國傳媒的報道看，法國球迷一面倒地指摘教練小題大做、不顧全大局，不少網民陸續為他舉行「離職酒會」。

球員被禁落場，不管是非曲直，廣告商都視為會打擊銷路的負面新聞，安歷卡本有三個贊助商，現已去其一；而法國隊場內表現遜色場外形象不佳，法國農業銀行已取消有關電視廣告。

三、

看「世界盃」的報道，記者及球賽評論員大都對南非新建及翻新球場讚美有加，但一如筆者較早前指出，這些球場恐難逃成為「大白象」的宿命。希臘○四年奧運亦極一時之盛，可是，六年後今天，不少比賽場地失修、荒廢，其中以曲棍球場及壘球場最殘舊。雖然當年希臘在主辦奧運上的投資額在七十至一百四十億（美元．下同）之間（六年後仍無確實數字，可見希臘政府有一盤「混賬」），比起把希臘財政拖垮的總負債三千七百餘億，小菜一碟，但奧運肯定無助希臘財政復元！

雅典市政府把若干奧運場館出租，希望以租金收入作為維修費；可惜財務危機沉重打擊希臘經濟，令租客無力付租，管理這些場館的年費達一千二百三十萬，市政府已宣布無力支付。

南非為主辦「世界盃」而負債十四億，恐怕會成為其財政大負累。南非人均ＧＤＰ雖近一萬，惟五成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償還負債的本金及利益，加上這些場館的維修保養，將把南非政府壓得透不過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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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粗口球證必讀 美國密謀辦世界盃

2010年6月23日

林行止

一、

有鑑於球會憑一紙合約便可決定球員能否轉會的不合理規定（合約屆期球會有決定續約與否的優先權），二十五歲的比利時足球員卜思明（J-M Bosman, 1964-）於一九九○年向歐洲最高法院投訴，指歐洲球會此舉等同剝奪了球員的人身及工作自由，既不合人權亦違反歐盟的勞工法；經過長達五年的審議、聽證，法院於九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頒布「合約屆期後球員可以自由轉會」及「球會招聘的外籍球員人數不應設上限」的決定。自此足球壇「起革命」，不僅不分種族的球員有與球會討價還價（大多通過經理公司）的充分能力，為本身爭取最大利益，一流球員身價驟增不難理解；而雄於資財的球會大擲銀彈，網羅了大批其領隊認為「最佳」的球員，聲勢大振。重賞之下，球員在球場上愈來愈拚搏、球賽愈來愈刺激、球迷愈來愈多，電視廣告收益遂直線上升，此一被稱為「卜思明裁決」（Bosman ruling）的規定，可說人人受惠、皆大歡喜，只有卜思明獨憔悴，因為當投訴「得直」時，他已三十一歲，顯然已過運動員黃金期，對一位球技並非出類拔萃的足球員來說，其已難獲大球會青睞，是情理中事。

「卜思明裁決」令足球市場徹底環球化，足球員的自由流動，使足球市場成為自由貿易的典範，這是其他專（職）業所無法達致的境界。比方說，香港人「敬仰」的四師—醫師、律師、建築師和會計師，便不能在受訓地區以外的地方執業（取得英、美執照的醫師不能在港掛牌），惟足球員可以「踢遍全世界」，這使不少球會根本沒有本地球員（英國著名球會車路士〔此為Chelsea的典型香港譯名，另一個令人拍案驚奇的神來之筆是把Sheffield Wednesday 譯為錫周三〕及阿仙奴一度全由非英球員包辦），而曼（孟）徹斯特聯隊（曼聯）奪得歐洲聯賽盃的隊伍中只有五名英國球員。歐洲球員固通行全球，球星成為世界品牌，非常搶手；非洲、南美、東歐球員亦因為國際球會羅致而成為家喻戶曉的「足球場上的百萬富翁」。

足球員市場高度流動性雖然很快形成足球強國的「人才外流」（Leg drain），使眾多一流球員因本地球會出不起錢而失去為本地足球界服務的機會，這些「高足」俱為主要是歐洲尤其是英國、西班牙和意大利資財雄厚的球會「高薪禮聘」；不過，國際足協的規定令這些球員必須四年一次回國加入國家隊，是對「球員輸出國」的德政，因為球員回國，有如「醫術高明的外科聖手回國為本地病人開刀」，對祖國的足球事業有刺激，而本國球員海外「鍍金」歸來，窮小子國際揚名、名利雙收，更有激勵本國青少年投身足球運動的作用，促使其足球事業蓬勃興盛，因此「人才外流」對「外流國」未必是壞事。顯而易見，「人才外流」的情況在沒有有錢球會的落後國家特別嚴重，以本屆「世界盃」為例，喀麥隆及科特迪瓦國家隊各有二十三名隊員，他們中僅各有一名屬本國球會，即兩國各有二十二名球員隸屬世界各地球會，在非「世界盃」期間在海外踢球「搵真銀」；加納隊的二十三名球員中，為本國球會服務的只有三名；尼日利亞國家隊隊員甚至全部在海外「踢波」；即使最封閉的北韓，亦有三名球員只有在「世界盃」才回國服務。非洲足球員大量「外流」的情況，從歐洲球會「黑壓壓」一片可見—英國、西班牙、意大利、德國和法國的職業足球聯會共有二千六百餘名職業球員，其中八百一十名為「外勞」，他們大部分來自非白人地區的非洲和拉丁美洲！

二、

來自國際足協各會員國（共二百）的「世界盃」球證及旁證，都必須接受短期速成的「英語訓練」，不可思議的是，訓練課程中的重要一科是「英國粗口」。惟有了解什麼是英文「髒話」，才能把不服球證判決或與對手碰撞而破口大罵或低聲咒罵的球員「繩之於法」。

球迷周知，英國最著名的「粗口王」是曼聯名將朗尼，他於去周一英國與美國對壘之役，便因對球證「講粗口」而得黃牌—球證Jeff Selogilwe賽後仍有「餘恨」，但不肯重複朗尼說了什麼。

事實上，英國「粗口」世界聞名，這不僅僅因為英國老粗（「斯文人」說起話來迂迴曲折，絕少直接罵人）說話加入太多「語助詞」，還因英語是世界語言，學之者眾，說之者多，不同國籍的球員大都會講幾句英國粗口；因此緣故，「英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Pax Britannia；Pax為羅馬神話中的「和平女神」，與希臘傳說中的Irene齊名）雖已隨風而逝，取而代之的是「英語粗口橫掃全球的世界」（Rude Britannia）！

說起英國，順說何以英國一國四球隊。

英國一共有四支國家足球隊—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和愛爾蘭各有一支「國家代表隊」，何以她們不必組成英國隊，那是歷史因素使然。現代足球源於英國，於一八七三年舉行的第一次英國足球賽是英格與蘇格蘭對壘，一八八四年英國國家足協成立時便有上述四隊，而足協主辦的全國聯賽自此每年舉行；國際足協遲至一九○四年成立，當年大英帝國足協的四支隊伍俱為「勁旅」，如把之組成一支球隊，便有舉世無匹的威力，予人以誰能與之爭鋒之感，這等於其他國家的足球隊相形失色；因為這種原因，國際足協便允許大英有四支足球隊，藉以分散其「軍力」，令其他國家球隊有機會勝出。

由於國際足協每年支付國家球隊二十五萬美元的「津貼」（以球賽轉播費觀之，實為盞盞之數），英國共四隊，顯然「佔盡便宜」。

奧林匹克的情況有點不同，奧委會只確認「聯合王國」（UK）為會員，因此UK只能派出一支足球隊，意味UK隊包括「英倫四島」的球員；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威爾斯、蘇格蘭和愛爾蘭「驚覺」長此下去，會喪失「足球獨立」地位，因此不准其球員加入UK隊，而英國奧委會以UK隊因此代表不了「聯合王國」，便不再派隊參加奧運足球賽；但二○一二年奧運主辦國沒有足球隊，似不成體統，因此英國奧委會決定允許一支只有英國人（Englishmen）球員的UK足球隊參賽。

三、

現在人人知道英式足球（下稱足球）在美國式微，因為美國球迷的摯愛是籃球和欖球（美式足球），這當然是事實，惟此事實的歷史甚淺，因為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前，英式足球在美國有過一段全民狂熱的輝煌日子。

在二十世紀初期，美國經濟起飛，工廠林立，工人供不應求，一九二四年國會立法歡迎工商界引入海外勞工（是為約翰遜—李德〔Johnson - Reed〕法案），比較勤快及受過基礎教育的歐洲勞工最受歡迎，而與他們同時輸進美國的是「工人階級的運動」足球，令早於一九二一年成立的「美國足總」（American Soccer League）聲勢驟壯。這段期間內，美國興建了不少符合標準的足球場，且與今日球會重金羅致足球員一樣，當年美國經濟蓬勃、華爾街股市如日中天，美國球會和大企業（不少都組織足球隊）資金雄厚，便能出比歐洲球會高的價錢網羅各地足球員；在一九二五年，有五十名「歐洲國腳」受僱於美國球會。美國球會高薪「搶人」，破壞了歐洲球會的規矩，出面「譴責」美國球會的便有蘇格蘭足總及國際足協。

可是，當年極度猖獗的黑社會插手「賭波」，令當局對球賽諸多設限，而當大蕭條來臨，美國工業首當其衝，它們收縮開支毫無例外首先向足球隊開刀，球隊就此解散無疾而終者不知凡幾，美國足總亦因此無所事事幾近癱瘓，在收縮開支大屋換細屋的辦事處搬遷中，竟把二十年代以前的紀錄丟失，令這段興旺期的足球運動在歷史上變成一片空白。上述簡略的「史料」，俱見六月九日Slate.com一篇特稿引述美國社會學家的有關著作《美式足球世界內的英式足球》（《Soccer in a Football World》）。

戰後美國人為籃球及欖球瘋狂，足球長期被忽視，但它畢竟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球類，商業價值極高，而令美國體育搞手足球商人動心的是，一九八四年洛杉磯奧運足球賽竟然大出意外地賣個滿堂紅，反映了美國足球迷數不在少，足球因此是個有待開發的大市場，意味美國足球會打響高價招攬世界級球員的算盤，「萬人迷」碧咸為洛杉磯銀河隊所用，便是轟動足球界的近例。與此同時，美國足球隊開始在國際賽事中爭得一點成績，一九九○年美國足球隊「世界盃」入圍，九一年美國女子足球隊奪「世界盃」；九四年主辦「世界盃」；九六年組成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簡稱美職聯）；九九年主辦女子足球「世界盃」；○六年「世界盃」入圍；○九年洲際國家盃敗於足球強國巴西，失去奪冠機會，但美國隊有與之一爭雄長的實力，足以「鼓舞人心」。此後美國即部署申請主辦二○一八或二○二二年「世界盃」，如今已有二十名美國人加入國際足協多個委員會（二十五年前只有一人），前總統現兼任國際足協競投（轉播權）委員會名譽主席的克林頓，月前給國際足協二十四名行政委員會成員寫信，分別邀請他們於「世界盃」期內在南非「飲茶」；副總統拜登出席「美英大戰」並與同場觀賽的非洲足總要員套交情……，以政壇名人大搞人際關係的連串部署，令美國主辦一八或二二年「世界盃」，看來是很自然的發展！

足球迷應注意的是，足球一旦在美國「崛興」，美國必會進行一系列改革，第一步是入球不能一概只計一分，應以「起腳點」與「龍門」的距離計分（愈遠分數愈高），而罰球的計分又與「自由球」的不同。總之，球賽本身沒有改變，但計算分數衡量勝負的方法必然複雜化。據說，如此方能討美國足球迷歡心，非常明顯，這亦會受賭波客歡迎，落注花樣必然愈來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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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內外爭民主 共看團圓與分裂

2010年6月22日

林行止

一、

《二○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下稱《建議方案》）在各方分擔角色、賣力演出、然後在北京疑似讓一小步及民主黨於撿拾到一粒芝麻便全面退讓的情形下，「圓滿」落幕；然而這回俗語說的「退一步海闊天空」難派用場，因為加入「改良方案」（「一人兩票方案」或被反對者稱為「改變良心方案」）後的《建議方案》，由於民主黨黨內黨外反對之聲盈耳，充其量只能以僅僅超過三分之二的贊成票通過；而爭取「終極普選路線圖」的言文和街頭鬥爭在方案未提交立法會表決已展開；顯而易見，北京在港人爭取民主進程上展示了一定程度的耐性與容忍，等於參與抗爭活動者仍然毋須付出什麽機會成本，各行其是的「鬥爭」持續，香港難以和諧，勢不可免。

有關區議會席位的「改良方案」，目的雖然是在擴大五個新增議席的選民基礎，但是此一取向同時意味民主黨「接納」了他們向來反對甚力的○七年人大常委通過的「時間表」，雖然藉「改良方案」注入了與直選扯不上邊卻有間接普選成分的元素，勉強可算向普選之途邁出樹懶爬樹式的一小步，但包括民主黨在內的泛民派誓欲去之的功能組別卻有可能「青春常駐」！對於「改良方案」，北京從反對（中聯辦及特區政府均曾嚴詞申斥民主黨的改良方案違反《基本法》）到大力贊成，正好說明其在人大訂定的香港政改程序不變前提下，容納《建議方案》的內容稍作改動。而在民主黨骨幹成員對支聯會不離不棄的情況下，北京仍與其代表會面以至最後接受他們的提議，顯示北京態度不再是鐵板一塊而較為寬容，這都是不容忽略的事實。

從另一角度看，這等於北京接納了具有民意支持的香港民主黨的訴求，打破北京主導一切逆我者「亡」即北京說一不二的保守僵硬路線，那是改革開放經濟有成後政治上略為鬆動的體現。當然，北京肯一改舊貫，有本身的利益考慮，因為從「五區補選」投票給「補選五子」的選民達五十餘萬及十多萬參與六四靜坐者泰半為年青一輩看，假使北京和香港泛民派「對着幹」，香港社會秩序必生大亂，特區政府很難有效管治；在這種情形下，北京若出重手「平亂」，雖可奏效於一時，然而，香港金融中心的集資功能便會褪色（不是投資銀行家有正義感，而是擔心他們大多數崇尚民主自由的顧客會棄之而去因此不得不爾）；在人民幣滙率政策備受國際攻擊、人民幣成為國際通貨遙不可即的現在，香港金融中心功能仍然不容有失。這種考慮令北京收起把「改良方案」定性為違反《基本法》的堅持。只是此例一開，今後港人直接向北京爭取更多「政治權利」的事例必然接二連三，香港社會會否因此更多是非爭拗？答案是肯定的，不過，這種困局不難紓解。

二、

細心觀察，促成《建議方案》得以「大團圓」收場的，是若干受知於北京的香港「社會活動家」（「政客」）幕後積極撮合的結果。律政司前司長梁愛詩及立法會前主席現任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是已經走出台前的人物—梁氏以老愛國姿態亮相在先，因其效力香港福祉而被公認也愛香港；另一位為先受知於港英的范太，是九七年後自然融入回歸新形勢，從愛港的公職晉身為人大政協那些為傳統愛國人士「壟斷」的職位。兩位女士熟悉香港事務（及政府內部運作）、了解民情（與在朝在野溝通無礙），在愛護香港和不希望香港成為中國政治負累的驅使下，致力於調和京港矛盾，頗見用心。從「改良方案」終獲北京接受，爭取民主體制的香港人除了着眼於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也要正視香港人大代表及政協是否獲得港人信任、是否值得尊重的問題。

經過這次中聯辦與民主黨的「交手」，筆者認為北京應該更積極地起用那些不是唯唯諾諾的香港政治人才。於解放後至一九九七年英人撤走前的數十年，北京從未起用那些不以擁共愛國為標榜的香港人。回歸後，其網羅對象，除了有盲從愛國者，還有不少媚共的投機分子，他們「獻身」的目的，往往是在愛國主義的表皮下貪財好名攬權位；港英時代一籌莫展而回歸後缺乏當家才具者，自然不是港人敬重的人物，因此這段期間的「統戰」起了負面作用—這讓有識見的港人不願與之為伍且對北京更為疏離……。「變天」後一切大變，北京已毋須籠絡媚共者以壯海外聲勢，而是考慮到「實用」的問題，因此從金融業入手，開始徵用香港專才，繼之的是熟悉香港的「政治」人才，前行政長官董建華現在偶然在美國主流傳媒如《華盛頓郵報》發表解釋中國外交政策的文章，又參與美國智囊組織的有關研討會，近例為今年五月五日在卡內基學社談中美關係，可惜董氏沒有一流智囊相助，其文章其發言流於空疏八股因此毋須引述。換句話說，這方面的嘗試不算很成功。筆者認為此際北京最應該吸納的是管治香港的幹才，而這方面的人才，經過回歸前後本地政治變遷三翻四覆的磨練，雖不能說所在多有，篩選起來仍有不少可用之人。北京要確認的是，愛港不等於不愛國，更多吸納這類香港人才，當可收京港溝通渠道暢通亦即保證香港實際民情能夠不經政治過濾上達北京，同時令香港人不致錯讀誤解北京政策隱含的真正意義，這對香港社會步向融和上必能發揮積極功用。

三、

北京接受民主黨的「改良方案」，是回歸後迄今為止最成功分解反對勢力的手段，從電視所見，不僅泛民派已與民主黨劃清界線，民主黨亦起內訌，備受市民尊重的創黨主席李柱銘已表態反對，並以必要時退黨明志。這種戲劇化發展其實是很自然亦可說無法避免，因為民主黨主幹成員的目的在於參與香港政治，相信北京會以「循序漸進」的步伐落實民主普選以至取消功能組別，因此下定決心一步一步爭取；不過，從目前的安排看，決心爭取亦不外是爬梯登月。而李柱銘的理想是希望民主政治在香港生根進而把之推廣至內地。這種分歧注定令民主黨鬧分裂。無論如何，北京看準時機在關鍵時刻出手，香港民主陣營已被「分而治之」。

《建議方案》通過後，天下並非自此太平，相反，為爭取雙普選的活動和去除不公平投票機制的各式抗爭，只會愈演愈烈。反對《建議方案》的泛民及民主黨「異見分子」固然會更積極投入類似活動，民主黨主流派則擔心在下次大選中被視為出賣民主而遭選民唾棄，爭普選的言文行動只會升級不會降溫！不過，泛民爭取落實普選路線圖的目標雖一，但各派已無法合作，因為懷疑民主黨與北京有秘密交易的人，數不在少，這不一定是事實，惟民主黨因作出太多讓步、違背了競選時對選民作出的承諾，加上仍有一言而為黨內法架勢的元老司徒華的言行愈來愈像因反六四屠城而流亡海外的中共黨內自由派，啟人疑竇，在所不免。

民主陣營不團結，正是北京所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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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子效應氣溫降 五穀歉收價看升

2010年6月17日

林行止

一、

和環保分子「唱反調」，氣象學家現在擔憂的不是「全球暖化」溫度高升，而是世界氣溫在未來兩年會突然明顯下降，且會持續多年；有學者甚至認為全球將進入為期約三十年的「小冰河期」（mini ice age）。

氣象學家的推斷有理有據，這是他們從觀察太陽黑子活動（Sunspot activity）後的結論。原來太陽黑子活動形成一個十一年模式，而此模式千年不變，因此根據現行模式便足以預測未來數十年的氣候。太陽黑子產生的磁場作用令地面氣溫上升，其活躍程度減緩等於氣溫下降。

二○○七年和○九年是「太陽黑子熊市」，意味期間沒有太陽黑子（Sunspotless）的日子特別多—根據strata-sphere.com的統計，○七年有一百八十三天、○八年二百六十六天、○九年二百五十九天，這種現象意味太陽黑子循環接近尾聲，而當太陽黑子「熊市」見底時，都會迅速「反彈」，事實上，在○九年底開始，太陽黑子已進入「上升」循環，只是其活躍程度不足，意味太陽黑子出現次數不多，預示氣溫持續下降（何以如此「反常」，請參考六月十四日《新科學家》的〈太陽出了什麼問題？〉（〈What's wrong with the Sun?〉 www.newscientist.com）。

在過去一千年，一共只出現過三次太陽黑子超低活躍期，這三次分別以確認此種現象的氣象學家命名的時期，短長不一，每次年期在三四十至七八十年之間，期間地球氣溫俱「創新低」，有完整氣溫紀錄的歐洲和北美都進入寒冷難耐寸草不生的「小冰河期」，愈來愈厚的冰川不斷伸展以至覆蓋大片耕地且使河流結冰令船運停頓，非常明顯，苦寒的冬日漫長夏日苦短令農作物失收，隨之而至的是無可避免的饑荒。

在溫室效應令全球暖化聲中，氣象學家指出美國大部分地區去年七月卻經歷了「自從一八九一年以來最涼快的月份」，而今年一月更出奇地寒冷；長期夏日炎炎的佛羅里達因此發生熱帶魚類集體死亡及一望無際果林無法開花結果令果農損失慘重！氣象學家的數據顯示，一九九八年是「暖化」的高點，是年的氣溫比過去二十年平均氣溫高攝氏零點七六度（華氏一點三七度），此後兩年即一九九九及二○○○年，平均氣溫跌去攝氏零點五度，而這與太陽黑子活躍程度放緩有關。在當前被氣象學家劃為第二十四個太陽活動周期（Solar Cycle 24）期間，太陽黑子活躍程度為一九二八年以來最低，更令人憂慮的是，美國太空總署（ＮＡＳＡ）早已預測始於二○一四年的第二十五個太陽活動周期時，太陽黑子的活躍程度「為數百年來最低」，那等於說地球氣溫將急速下降！

這種「天文現象」令美國「太空科學研究中心」（ＳＳＲＣ）預期未來三十個月地球氣溫會「大幅下降」（dramatic drop），而跌幅在攝氏零點九至一點一度之間，北半球農作物歉收，似不可避免；ＳＳＲＣ的報告確認自從一七九三—一八三○年「太陽冬眠」（Solar hibernation）以來，這一次情況最嚴重；它還指出「根據過往三四百年的統計，太陽黑子活躍程度放緩有百分之八十點六機會強化火山活躍程度」。

事實上，太陽黑子活動放緩而火山（以及地震）活動加速的情況已甚顯然，四月上旬冰島埃亞菲亞德拉火山爆發時，專家便指出與其相距十七里的喀特拉火山（Katla）已「噴漿待爆」，冰島總理格林遜五月底向歐洲各國發出「爆警」，指喀特拉爆發指日可待；自從公元五世紀以來，埃亞菲亞德拉每爆發四次、喀特拉爆發三次（均在前者爆發前後數月），這種比例千年不變；更有甚的是，埃亞菲亞德拉雖然使歐洲航空交通大亂，估計導致它們總損失約二十億美元，但其爆發程度輕微，僅屬「火山爆發指數」（ＶＥＩ）第二級（見四月二十六日本欄），地震學者指出，以喀特拉的岩漿藏量（magma chamber）十倍於埃亞菲亞德拉，其爆發強度將達「火山爆發指數」第六級（最高八級），造成的地貌變化、氣候逆變以至帶來的經濟損失，將遠比埃亞菲亞德拉火山為甚。令人更憂懼的是，喀特拉的爆發，可能是新一輪世界火山連鎖爆發的先兆。

喀特拉一旦爆發，將帶給冰島以至其近鄰歐洲諸國致命的打擊，以喀特拉的強度，覆蓋其上的冰川Myrdalsjokull（二百三十方里，冰原厚達六百至七百公尺，火山口〔caldera〕下望深洞達二點五里）必然溶化，冰島為大水所困，不能避免。巨型冰川溶化歐洲低漥地區城市「水浸」，而濃厚的火山灰可能令歐洲大部分地區「不見天日」凡數月之久，那等於陽光無法透射地球，氣溫下降，勢所必然。認同喀特拉火山會隨時爆發的賓州大學地質工程學教授B. Voight估計其威力與一九九一年菲律賓比奈圖保（Pinatubo）火山爆發不相伯仲，而它使九十年代上半葉氣溫下降攝氏二度！

二、

千里來龍在此結穴，寫太陽黑子活躍度減緩與火山進入連鎖性爆發期導致氣溫下降—與環保分子的溫室效應氣溫上升的結論相反—目的在提醒大家，應多多留意五穀價格的趨勢（期間赴歐洲旅遊者更不可掉以輕心，以免無端滯留機場）。氣溫「反常」地下降必然令農作物失收，在人口不斷膨脹、人口及牲口平均耗糧量與日俱增的條件下，加上近年五穀供不應求情況趨於嚴重，其價易升難跌，十分顯然。

五月二十一日，國際穀物局（International Grains Council）預期今年玉米消耗量八億二千六百萬噸，但產量只有八億二千二百萬噸；同期白米（milled rice）消耗量四億五千四百萬噸，未計算六月九日泰國宣布「出現二十年來最大旱情第二造米產量從預計的五百萬公噸降至二百萬公噸」，產量為四億五千零八十萬噸……。需求大於供應，彰彰明甚；不過，為防患未然，負責任政府歷來均貯存大量五穀，以備不時之需，因此，當年供不應求之數可由庫存糧食補足，惟其對市價造成上升壓力，還有政府必須「補倉」（存貨必須補足），均會扯高國際糧價。

引起市場人士特別關注的是，近年來口口聲聲說玉米產量足以自供自足的中國，近月頻頻在市場購進，最近一宗是向美國購買十二萬噸大豆及一百萬公噸玉米，為十四年來最大宗。觀察家相信這顯示今年來「西南旱災北方酷寒」已令中國農作物產量未能達標。人口眾多加上人均消耗肉類急升（物質生活改善〔多吃以玉米為主食的牲畜肉類〕的必然現象），令中國對榖類作物需求日趨殷切，若遇天災，其進口量便無法不增，這當然是造成有關商品價格上升的一項重要因素。

天災影響農作物產量的，當然不只中國，烏克蘭五月底便公布由於天氣驟冷令可耕面積減百分之七點一（六十一萬零七百英畝），跟着菲律賓亦宣布旱情令大米和玉米分別減產四十萬及五十萬公噸；泰國大米減產，只是全球連串失收的一環。如果氣象學家指出地球氣溫未來數年看降的推斷接近事實，農作物價格因歉收而進入新一波上升軌，勢所必然！除了可以考慮購進農作物期貨合約（「炒期貨」的風險在於「做倉」成數高難經風浪及控制產銷數據的政府間歇性入市干預價格），有遠見有魄力的上市公司和私人投資者還應考慮在後進國購買農地林地；在通脹陰影於門外徘徊之際，農地林地有價，然而，天氣突寒令它們的回報下降，其價便不能看得太好。無論如何，在紙幣愈印愈多（所有有辦法的國家都這樣做）的條件下，上述的投資方向不會錯—會出錯的只是時機拿捏不準；而避免在錯誤時機入市招致慘重損失的唯一辦法是「量力而為」，只要有捱過嚴冬的實力，方向正確的投資必能帶來可觀利潤！不過，說到底，你認同環保分子之言還是研究太陽黑子氣象學家的話，才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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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便在眼前 美債不宜久持

2010年6月15日

林行止

一、

以鑄造「中美利加」一詞而廣為象牙塔外讀者熟悉的英國史學家富格遜，去月中旬在美國的彼德遜學社發表題為〈金融危機與帝國崩潰〉的演說（可於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同名網站免費下載）；這位對金融史研究有成的哈佛教授，認為希臘瀕臨破產，展示的不僅僅是「歐豬四國」（Pigs，並未「從俗」加入愛爾蘭而成Piigs）經濟脆弱金融風雨飄搖，而且暴露了發達富國（developed world）已處於經濟危機邊緣。正如投行貝思登倒閉是金融海嘯的先兆，希臘實際上破產預示西方金融世界進入了難以挽救的死局。這種泛泛之論並無新意，但富格遜認為迄今為止獲投資者視為最可靠的美國政府債券，其「安全性」與一九四一年的珍珠港相若，便屬石破天驚之言，此說意味美債極之脆弱，稍有「意外」（比如大債主出其不意拋售）便全盤落索。值得大家特別注意的是，歷史上金融危機的出現都是突如其來，絕非「循序漸進」（gradual），是沒有循環軌迹可尋的。

公共財政危機浮現，富格遜認為與政府的可信性有正比關係，作為債務人，債務發行國國家政治不安定政府不可靠，意味當局不易從徵新稅或提高舊稅稅率上增加歲入，支付債券利息遲早出現困難，在這種情形下，再向市場發新債集資的手續費和孳息，同樣高得令發行者難以負擔。希臘國債孳息高達十四五厘，傳達了投資市場看淡希臘政經前景並預期其無力支付利息遑論贖回本金的訊息，從此角度看，希臘宣布破產（歐盟無可選擇出手打救是另一回事），是理當如此的。

南歐小國希臘有事，何以不只禍延「歐豬」而是富國亦受波及？道理很簡單，此為所謂「富國」莫不因為長年（起碼是過去三十餘年）「先使未來沒有的錢」而負巨債，實際上已成債主臨門的窮國。富格遜引述國際清結銀行（ＢＩＳ）及國際貨幣基金會（ＩＭＦ）的資料，顯示經「循環調整」（cyclically-adjusted）後希臘的資產負債表是負ＧＤＰ百分之六，而英國和美國分別達負百分之六點八及負百分之七點三，財政狀況比希臘還不如，她們所以尚未「出事」，皆因政治穩定其貨幣仍為市場接受，意味其政府信譽尚未破產有以致之。

如何把債務減降至ＩＭＦ認為安全水平的ＧＤＰ百分之六十（ＩＭＦ的目標年是二○三○），辦法眾所周知，這是裁削公共開支或加稅（雙管齊下當然最有效），但在當前及可見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下，減公共開支和加稅均會引起「受害者」強力反抗—前者會驅使受薪階級上街，後者固會令走私更猖獗，同時使富裕階級千方百計避稅逃稅以至一走了之落籍稅務「天堂」，結果增加歲入的希望落空。

二、

在「先使未來錢」哲學的影響下，美國人成為「大花筒」，但富格遜看出另一項刺激美國人不顧一切不事儲蓄盡情消費的原因，此為七十年代通脹肆虐打破了「節儉是美德」的傳統（這是尼克遜總統片面取消金本位種下的禍根）。非常明顯，通脹尤其是惡性通脹吃掉債權人的半生積蓄（大家還記得債券有「資金充公證書」的代號嗎？）而債務人坐享其成盡得其惠（還債時資金的購買力比借入時大降），這種切膚教訓，促使人們不再儲蓄，消費者不惜借完再借、按上加按，用「未來沒有的錢」，行街購物至死方休……。按照常理，遏制這種花錢如流水風氣的辦法，莫如釜底抽薪，把利率提高至通脹率之上（如此儲蓄及債券才有實際收入），這種人人知道的道理，何以債務國不行之？答案亦是人所共知，因為這樣做使最大債務人—政府不勝負荷，而利率「偏低」有鼓勵投資炒熱金融市場營造「金錢幻覺」、產生「財富效應」刺激消費促進投資令政府歲入上升的作用，因此負利率不變，等於政府鼓勵人民消費。

美國財政部五月初呈交國會的報告，顯示現年度政府總負債十三萬六千億（美元．下同），「如無意外」，至二○一五年將達十九萬六千億（期內負債ＧＤＰ比率由百分之九十三增至百分之一百零二）；而私人（包括退休基金）及主權投資者（包括中國及日本等）去年持有的美債為七萬五千億，預期今年增至九萬一千億，在這種情形下，債權人的資金真是「凍過水」（危危乎）！目前美國支付國債孳息的數額約為ＧＤＰ百分之八，國際清結銀行估計至二○四○年達百分之二十，這等於是年聯邦政府的全部稅收都用為支付孳息！如此看來，除了大減政府開支，美國並無他法度過財政難關，但美國當前失業率近百分之十，加上醫療改革額外開銷以千億計，而海外還有兩場沒完沒了的熱戰，在這種條件下，美國政府如何削減公共開支？

三、

美國能否通過加稅以實庫房？理論可行惟實際上不可行。一九七四年提出「拉發曲線」而受知於列根總統的經濟學家拉發（A. Laffer），六月六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加稅導致明年經濟崩潰〉，看似危言聳聽，細看有其道理；他認為在加稅聲中，「無法走動」的資本家莫不爭相把利潤提前兌現，而這包括「產量及收入」。換句話說，股東利益掛帥的資本家會設法把公司「淘空」以迎明年加稅，結果是今年經濟增長與利潤有可觀增長，令「雙底衰退」消失，但明年麻煩重重—拉發預期「雙底衰退」無可避免！

歷史上，惡性通脹證實足以「消滅債務」，但美國一旦有對通脹放任不理的的實際行動，外國債權人—美國國債約一半落在外人之手—又怎會坐以待蝕。富格遜指出十九世紀以至二十世紀初期不少國際金融危機皆因「外國債權人拋售債券而觸發」，當債權人意識到惡性通脹將臨所持債券可能變成廢紙而下長痛不如短痛的決心賣掉這些債券時，一場「與汝偕亡」的金融戰爭便不可免。滅債本來還可通過戰爭達致，但世界最大負債國美國已有兩個炎炎的火頭，開闢新戰場恐有心無力……。發動貿易戰又如何？經驗告訴大家，這是眾敗俱傷之局，但無路可走的美國最後也許會作出「何伯遜選擇」，美國會否以五月份中國出口大幅增長為藉口逼人民幣升值，中國若不「就範」，美國鋌而走險（採納《紐約時報》克魯明的意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不過，美國會怎樣做，本周四財長蓋特納在國會「作證」時可見端倪，而月底國會辯論應否讓商務部援引傾銷法以對付中國貨時見真章。

凱恩斯在七八十年前寫下的那句人人朗朗上口的名言「長期而言我們都一命嗚呼」（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長期」也許便在眼前；當然，「一命嗚呼」的是西方金融制度！

面對這種混亂、不樂觀而一切似乎莫知所從的情況，投資者重回重商主義之路，棄「紙金」持黃金似為不錯的主意，然而金價似乎持續升得太久太高，獲利回吐潮隨時出現，在這種情形下，筆者可以肯定提供給讀者參考的意見是，美國國債不宜持有，至於什麼是較佳的投資項目，假日之後周四和大家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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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財富經驗 一流球隊要素

2010年6月10日

林行止

四、

第十九屆「世界盃」的賭注，幾乎所有的媒介都認為「可能是有史以來最高」，所以有此共識，以筆者的看法，相信是「資金缺乏正當出路」有以致之—金融市場（股票及衍生工具）以至商品期貨前景不明朗風險太高，還有滙價大幅波動令投資者有不知何去何從的無力感，再加上實際上已出現負利率（通脹率高於利率），令債券孳息有如雞肋。這種情況令有餘資者只好在這次真正是萬方矚目的球賽上賭眼光測運氣，「賭波」於是成為深入世界每一角落的熱門博弈。以經營賭馬與賭足球及什麼都有盤口均可大賭特賭聞名於世的賭博大國英國（幾乎每個英國城鄉的大街小巷都可找到一家合法投注站〔Bookmaker〕）為例，今屆「世界盃」的賭注，業內人士估計應在二十億鎊左右（非法賭注料倍於此數），這是根據去屆落注總額的「指數曲線」推斷出來的。英國人以嗜賭出名，大眾化（有錢人人可進場博彩）投注站固然隨時碰上，只限會員進場的賭館（所謂俱樂部）亦星羅棋布，這種市場需求令賭博花樣百出，什麼都可一賭。而筆者以為最匪夷所思的是在足球界聞人碧咸當紅期間，投注站竟開出他在下次出場比賽時的髮色；碧威經常在頭上—髮型及髮色—下工夫以吸引觀眾的注意，其頭髮染什麼顏色因此成為「賭具」！

賭性強賭注大賭法千奇百怪，合法投注當然生意興隆（港人熟悉的賭博公司Ladbrokes去年的賭注比前年下降約百分之十還有十億鎊），外圍馬外圍「波」更是深入民間。「做馬」早成「社會規範」，「假波」之劇亦不遑多讓，而和「外圍馬集團」一樣，「賭波集團」企圖操縱賽績，而由於足球在世界各地舉行，更已形成跨國「企業」，每場世界性地區性賽事都為賭波陰影籠罩；近日香港偵破的「假波案」，真正是小菜一碟。組織、監督「世界盃」且負有使足球成為一項不涉非法金錢交易的健康運動使命的國際足協（ＦＩＦＡ），對「賭波集團」亦束手無策，數年前開始和賭博公司合作，希望從合法的「投注軌迹」偵查有否「不規則」賭注進而判斷是否有人「做假波」，但幾年下來，交了白卷。今年，國際足協邀請賭博公司在南非足球場設投注站，以減少、杜絕稅網外的外圍投注，但外圍投注誘因太大（這意味政府徵收的賭博稅太高），因此正不能勝邪，幾可肯定。

就記憶所及，「做假波」弄出人命的是哥倫比亞球星艾斯高巴（A. Escobar），在九四年的「世界盃」，哥倫比亞與美國隊對壘，他「誤」把足球送入己方球門，令哥倫比亞隊在第一輪賽事中出局，非常明顯，有人落重注買美國隊落敗，結果輸大錢；由於「有人」是殺人如草芥的哥倫比亞大毒梟，艾斯高巴回國後不數日便死於亂槍之下……。去年，德國足總「相信」起碼有二百場歐洲球賽（包括多項歐洲盃賽事）被人做手腳（rigged），而落注幾乎清一色是亞洲賭客；德國足總發言人指「球員、教練、裁判及賽事組織機構負責人」都涉嫌受賄，但苦無證據，德國足總至今未起訴任何人（○四年則有一德國球證因受賄而被判監）。「賭波集團」神通廣大，廣布線眼，收買司法人員，無權無勇的足總無法「執法」，不足為奇。

賭波—合法與非法—是一盤大生意，經濟專才遂有地用武；多家港人非常熟悉的投資銀行的研究部門，除發表「研究報告」（如昨天提及的高盛），還設計計量模式，各據其不同的「變數」，預測賽果，由於「成行成市」，因此有「世界盃預測比賽」（World Cup Forecasting Competition），看看哪家「投行」掄元—雖無獎品，卻可令得勝者有出公數開懷暢飲的藉口。預測今屆奪標，ＪＰ摩根大通是英國隊、ＵＢＳ是巴西（同時預測南非隊有機會進入準決賽）、高盛和Danske銀行亦是巴西……；巴西是大熱。不過，據名記者梭羅維基在其暢銷書《群眾智慧》（J. Surowiecki:《The Wisdom of Crowds》）的說法︰「集體（群眾）智慧對事物的看法永遠比專家可靠。」準此，經濟專家的預測雖有理論有程式卻未必正確。有關詳情（尤其是對計量預測程式有興趣者）可於Kaggle.com見之。

五、

兩位英國學者（人類學及經濟學）合著的《足球經濟學》（《Soccernomics》，全名甚長，不錄），在第四章提出他們對多國足球隊的看法，認為美國、日本和澳洲的足球運動崛興勢頭甚佳，而中國、土耳其和印度，其足球隊亦隨經濟發達而迅速茁壯，「只要她們招聘歐洲專才為教練，前途不可限量」！他們指出以美國的優厚條件，其足球所以難有突破，其中一項主因是美國人「不相信西歐的足球教練最優秀」！換句話說，大美國主義窒礙其足球發展。

雖然傳媒經常報道足球會財雄勢大（有興趣者請上forbes.com查〈最富有的足球會〉，篇幅有限，不引述其中的數字），但《足球經濟學》拆穿這不過是一場誤會，球會負債纍纍（請參考周一本報的「獨眼新聞」），且勿去說，它們的營收與企業比較，真是小巫見大巫。二○○八年，英國英超聯球會平均營收（門券加商業贊助等）為一億五千萬（美元．下同），但超市德士古（Tesco）一家分店的營收便一億。就商業角度看，球會是小生意。

最後一章（第十五章）總結優秀（great）足球隊必備的三要素，是人口要眾、財富要多及經驗要豐，缺一不為功。巴西人口不少、新興國家中最富裕及其球員為世界各地球會羅致，因此有「國際視野」即吸取了各地各有特色的踢法，經驗寶貴；法國的條件相若，但不算出色；荷蘭病在人丁稀少，而財富及經驗都不錯……。英國所以四十多年來無法再度稱雄，主因是英國球星極少為外國球會效勞，「幾乎全部為英國球會收為己用」，因此無法把外國「踢法」引進英國。他們對人財兩旺的美國、中國和日本特別看好，希望她們的球員能向歐洲大量出口同時引入西歐教練。

六、

「世界盃」財源廣進，花旗估計○六年國際足協的收入達十八億；有整整二百個會員國的國際足協是非牟利機構，其收入主要用於資助「世界盃」主辦國及培訓落後國家的足球員以至在全球特別是落後地區推廣足運。

眾所周知，代表國家隊的球員，毫無例外受僱於商業球會（今屆「世界盃」隊伍一共有七百三十六名球員〔正選及候補〕，其中五百四十五名隸屬歐洲球會），商業機構借出高價「收買」回來的球員，讓他們「為國爭光」，是蝕本生意，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怪現象，不僅如此，當國家隊比賽完畢把球員還給球會時，球員疲累不堪且可能受傷，然而，以壟斷「世界盃」的國際足協定下的規章，不管「退貨」多麼「殘舊」，球會只能「照單全收」，不能要求任何賠償！這豈是公平交易。

一方面是爭取公平交易，一方面則由於足球員身價日高，球會借出球員損失太大。○八年開始，球會與國際足協達成協議，每借出一名球員為「國家服務」，每天國際足協須支付球會二千美元，這筆錢不稱「補償」（compensation），而是為表彰其為國效勞的獎勵。對於雄於資財的球會，這是杯水車薪，但對一些窮會，這種收入不無幫助。

閒話「世界盃」．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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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足球黑人專利 金磚三國辦「世界盃」

2010年6月9日

林行止

一、

為期四周的第十九屆足球「世界盃」賽事，將於後天（十一日，周五）在南非舉行，現代足球雖起源於白人天下的英國，於非洲卻屬「黑人的專利」（a black-only game），在一度公然執行黑白隔離政策的南非，這種情況尤為顯著。傳統上南非白人的球類運動是英式欖球和板球，絕不沾「足」足球，這種緣故，令足球作為一種體育運動，不易獲得政府撥款及商業贊助，意味培訓資源不足、訓練場地不足以至無力聘請歐洲教練，令南非黑人球員有勇無謀（fantastically skillful but tactically naive），在世界足協排名九十，在此次入圍國家中排名僅高於北韓的一○六，其發展頗為緩慢，亦因此無法成為南非的熱門運動。然而，南非黑人的足球技術在區內仍有可觀，一九九八、二○○二（及今年）都入「世界盃」決賽周；一九九六年且奪得非洲國家盃，在賽事中由於球迷極度興奮持續高呼Bafana Bafana（小伙子、好傢伙）為球員打氣，Bafana遂成為南非足球隊的綽號，現在許多報刊都以此字代替其隊名。

足球尚處「發展中」階段的一項表徵，是足球場嚴重不足，因此，為了籌辦這次電視觀眾比奧運會還多的國際體育盛事—也許說是賭博盛事更恰當—南非政府僅在興建新球場及改建舊球場（新舊一共十個）上便投入約四十五億（美元．下同），其包括興建交通網及發電站等的總開銷在六十億左右，約為今年ＧＤＰ百分之一點七二；為一個月的賽事及約四十萬遊客而投入這麼多，是否值得，見仁見智，「有遠見」的官員和「斤斤計較」的論者，各執一詞；有經濟學家則指出這種「凱恩斯式的消費」有利創造就業，增加消費刺激經濟發展，反對者無言以對—直至賽事過後這十個國際標準足球場若都成為「大白象」時，才能證明他們的「反對有理」，可惜一切已無法挽回了。不過，那些為此而興建的酒店及其他公共設施特別是連結首都比勒陀利亞與約翰內斯堡國際機場的捷運系統，只要管理得法，肯定會產生長期經濟效益。

南非的旅遊業會否因主辦「世界盃」而興旺，主要還看賽事期內的治安情況。南非特別是約翰內斯堡治安極差，所以如此，主因為曼德拉主政期間為報答他被囚禁時鄰國的聲援而對她們開放邊界，「歡迎非洲兄弟姊妹來南非」，「各色人等」包括眾多非法分子遂紛紛湧入非洲最富庶的南非「謀生」，結果形成很多犯罪集團……。如果賽事期間「天下太平」，沒有太多遊客被搶被殺的新聞，「世界盃」便會促進南非的旅遊業。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南非工會趁政府忙於籌辦「世界盃」大搞公共建設之際，爭相以罷工破壞建設進度為要挾，要求大幅加薪，他們的要求，在外人看來有點過分，以去月消費者物價指數因糧食價格回順而下降至百分之五水平，但交通暨相關行業工人聯合工會（Satawu）要求加薪幅度高達百分之十五（拒絕資方百分之十一的加幅），原因是藉此改善貧富兩極化。去月底由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任主席的「進步非洲評判委員會」（Africa Progress Panel）發表報告，指南非堅尼系數高達零點五八（參考數據，香港為零點四八），建議南非政府要盡一切努力拉近貧富差距。這種背景，益增工會「獅子開大口」的聲勢。目前南非失業率百分之二十四（非官方數字當然更高），百分之四十三南非人每天生活費少於二美元；而南非人均壽命四十八歲，百分之三十六死於四十歲前……。看來「世界盃」無法扭轉南非衰敗的經濟。

二、

雖然惹下了不少麻煩，華爾街屈指一數的投資銀行高盛，今年仍撰寫了一本七十二頁的「小冊子」：《二○一○年世界盃和經濟學》（《The World Cup and Economics, 2010》）；這是自從一九九八年以來的第四本。一如往年，高盛指出這本輕鬆可讀性高的「小冊子」，是觀賽者整項賽事中的「最佳伴侶」，而於了解各國（各隊）實力（有助決定如何「下注」）之餘，尚對有關國家的政經狀況有進一步的認識—入圍三十二國球隊及她們的政經以至足運情況，多由公司外的專家撰述，確有參考價值。

高盛今年成功徵詢了二千九百五十五名客戶（有小部分為公司職員）的意見，選出了如下的「世界盃夢幻隊」—保方（Buffon，意）、盧斯奧（Lucio，巴）、泰利（Terry，英）、丹尼爾（D. Alves，巴）、艾殊利高爾（A. Cole，英）、卡卡（Kaka，巴）、沙維（Xavi，西）、列貝利（Ribery，法）、美斯（Messi，阿）、朗尼（Rooney，英）及Ｃ朗（C. Ronaldo，葡）。筆者是足球賽的業餘觀賞者（不會影響作息才觀賽），只知道夢幻隊正選球員俱為各有所長的高薪名將，但此組合能否發揮最佳協作效應，有待各位評說。

三、

球迷也許有興趣知道何以美國稱腳踢頭頂的球賽為soccer，而世界各國（也許菲律賓是例外）一律稱為football。

要解釋這種分別，須從頭細說。以足蹴球，古希臘、中國、埃及及羅馬人均優為之，且各自精采，至於哪國為足球正宗，亦可各自表述；不過，這些俱不重要，大家要知道的是，當前足球的「踢法」，是英國人制訂而各國認同的，因此，football的「官式」名稱為英式足球（association football），以示根據英國足總（Football Association）制訂的規章進行的球賽。美國人既稱英國欖球Rugby為美式足球（American Football），英式足球用English Football便易混淆，因此把Association Football除頭去尾另加er（足球員）而成Socker—現在通行全球的Soccer竟是別字。

足球作為一種組織嚴謹的團隊運動，始於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主要是大學和公學（Public School，私立貴族中學）學生為培養公正原則而參與的運動；其規則於一八四八年由劍橋大學足球俱樂部定出。出身「豪門」的足球其後「踢進尋常百姓家」，如今不論在英國還是在世界各地，都成了平民百姓愛好的運動項目。英國足總於一八六三年成立，足總盃遲至一八七二年才舉行。國際足協（ＦＩＦＡ）於一九○四年在巴黎創立；一九三○年於烏拉圭舉行第一屆世界盃並由主辦國奪標。

在過去十八屆，奪標的國家是烏拉圭（二次）、意大利（四次）、西德（三次）、巴西（五次）、阿根廷（二次）、英國和法國（各一次）。這清楚看出足球是歐洲及拉丁美洲人所擅長的運動，但「世界盃」一九九四年在美國、二○○二年由日韓合辦以至今屆在南非舉行，說明足球運動全球化趨勢已成。高盛的「報道」因此主張未來兩屆（二○一八及二○二二年）「世界盃」應在「金磚四國」的三國俄羅斯、中國、印度或澳洲舉行。

閒話「世界盃」．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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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揚長棄短 專管經濟勿搞政治

2010年6月8日

林行止

一、

經過數月的「諮詢」，《二○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下稱《建議方案》）終於在昨午原封不動提交立法會審議，本月二十三日進行表決；從近來特別是這數天來支持與反對雙方互有往還熱鬧至極的言文攻防看，表決等於建制派與泛民派攤牌，雖然不知孰勝孰負，但由於「內耗」日深，壁壘日益分明，在政治社會層面的和諧香港已不再存在！

《建議方案》的激烈爭論以至穿插了「五子請辭」的政治抗爭活動，令中聯辦不得不從幕後走出前台—從不過問香港內政到直接干預—李剛副主任與「各路英雄」會面，本來以為彼此交換意見後雙方可能「各讓一小步」（比如人大常委放下一張「登月樓梯」，泛民陣營中有人認為這是「循序漸進」而改變反對初衷），哪知結果一如舊貫，中央永遠正確，香港的一切都是中央賜予並非港人可以主動爭取，李副主任只是堆起笑臉對應邀參與會面的社會活動家曉以大義而已，這意味泛民派並無落台之階，反對之聲遂響徹雲霄。昨午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強調香港的政制改動必須按照北京的一套辦事，北京替香港的政制設想合情合理合法，一點亦不能改動。喬氏針對性的談話，必會產生凝聚反對派力量的作用。

顯而易見，中聯辦只使「軟功」、盡了綿力，惟其為中央駐港機構，層級與姿態雙高，等於以中央政府之力推銷《建議方案》，特區政府又怎敢怠慢，遂有政治問責官員「走進群眾」以及官委行政會議成員在熒幕宣傳《建議方案》，實是應聲應時的舉措；可惜其選用「起錨」的口號失當，以「錨」有二音（據《中華新字典》，讀「茅」及「撓」），犯了文宣大忌，失去先聲奪人的氣勢。至於政府的造作能否收預期效果，六二三表決之日才見真章。然而，作為電視觀眾，筆者對行政長官以次的高官及行政會議成員的表現十分失望。後者的表現看不到絲毫出自肺腑的誠意；前者並未受過「民主洗禮」，卻要面對非欽定選民，其無法以大眾語言說出「道理」，路人皆見，因為如此，才使趁機向領導人面陳己見的市民佔了上風；有些市民用詞粗魯態度「不遜」，顯示高官日常作為根本得不到市民尊重遑論敬重。值得特別留意的是，「包圍」政治任命官員及出席「六四」二十一周年維園夜祭學運亡魂的群眾，鏡頭所見，年青一代即「八九後」的年青人數不在少，民主派成功「薪火相傳」，彰彰明甚，同時反證中聯辦及特區政府的失敗。

二、

距離表決之日有十多天，其間還穿插一場「余曾電視辯論」，如今斷言《建議方案》能否通過，為時尚早。建制派此次抱必勝決心，以「哀兵」策略上陣，若干建制派社會活動家因此均高調表示「通過有困難」；這種預測有「政改只有原地踏步」的「軟恫嚇」含意，可惜嚇不倒反對派，因為在他們看來，「原地踏步」靜待「循序漸進」方案的出現，遠較受欺世的《建議方案》所愚更佳。

不過，千萬別看輕中共統戰幾乎攻無不克的威力。香港是國際觀瞻聚焦的都會，統戰的「後盾」因此不是令大多數人不寒而慄、無法抗拒的槍桿子，但「甘言厚幣」即有形（物質）無形（虛銜）的誘因亦屢建奇功；昨午齊齊反對《建議方案》的二十三子，是否有人臨陣變卦，現在誰都說不準。由於通過《建議方案》所缺票數甚少，而中央政府直接高調游說的成效總不至於完全落空。這即是說，即使「收效甚微」，通過的機率亦不低！

現在的問題是，中聯辦—中央政府落力「拉攏」反對派後若不聞掌聲只聞噓聲，北京會否震怒，要不識抬舉不飲敬酒的反對派喝罰酒？這種可能是存在的，不過，它只會反映在所謂「政制改革」在「原地踏步」甚至不進反退上。對於香港反對派這些「刁民」，北京可說無可奈何（這是筆者老說在香港從政當反對派沒有機會成本的原因），以香港對中國來說仍然是會下金蛋的肥鵝，北京不會為小故非理性地殺鵝。數十年前，筆者多次為文，「呼籲」港人要多買國貨，因為當年這是內地賺取外滙的重要途徑，只有保持香港對中國有「經濟價值」，北京才會善待香港，事實果然如此，最終且提出「五十年不變」的構想。現在國情形勢大好，惟香港對中國的「價值」亦隨之而提升，過去中國運垃圾來港便可換成外滙（前財政司已故彭勵治爵士的名言），如今中國出產早已打開世界市場，香港這點購買力，財大氣粗的北京怎會放在眼裏；但香港的金融市場仍大大有利中國加速國企市場化。不容否認的是，國企在港集資動輒以百億計，上市門道遠較在外國方便容易，因為從監管到專業人士，在中國的影響下，都遠比外國的富彈性……。

北京對香港仍會伸「援手」，目的不在「打救」港人而在保持及增進香港吸引外資的條件，在這種大前提下，香港得以保存大體未變的法治、自由及北京設計遠比內地優勝卻不為部分港人接受的民主。

香港享有內地所無的種種「優惠」，皆因香港對中國仍有「經濟價值」。阿當．史密斯在《原富》中那段筆者寫過不知多少次的話，值得再提：「我們所以能夠得到飲食，不是出於屠宰者、釀酒商及烘麵包師的恩惠，而是得力於他們對本身利益的追求。我們並非訴諸他們的人道精神，而是訴諸他們的利己心。」用以解釋中國對香港的「善意」，一樣派上用場。

保持香港的經濟活力，不斷改善以鞏固作為外資聞風而來的城市，是特區政府的主要任務！換句話說，特區政府宜把其最陌生最外行（因為英國教車師傅未傳授）的政治事務，交由北京在港代理人負責（行政長官應謹記他是不管外交沒有軍隊的市長而市委書記另有其人），全神貫注於管治班子比較嫺熟擅長的金融管理（分神搞政治令「本業」亦做得不好），避免出現目前西方國家面對的所謂「管治危機」（The Regulation Crisis），如此，香港才能保持不變（包括反對派上街示威及大鬧議會的自由），有利包括國企在內的企業集資……直至上海建成國際確認的金融中心再作定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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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當偵探 統計數字見真相

2010年6月3日

林行止

三、

經ＣＩＡ「動手術」後「變天」的國家，在政治上傾向美國，在經濟層面，最顯著的變化則是進口美國貨數額大增；她們購買的美國貨，主要是軍火、發電站及批出基建合約給美國公司。

在美國說客（「經濟殺手」）努力下，不少後進國家獲得大量「經援」，然後大購美國貨，只要這些物資為其所需而貨色只有美國才能提供或價格最具競爭性，交易並無問題；問題是《商業帝國》明確指出當中大部分物品，美國貨根本沒有市場競爭優勢（comparative disadvantage in producing）；更有甚的是，這種貿易絕對向「美國傾斜」，是單邊而非雙邊貿易。這即是說，只有這些國家大購美國貨而美國政府及企業並無採購她們的出產，完全不是「互補有無」而是只對美國出口商有利的貿易。

ＣＩＡ「擺平」政府之後，美國的經援、軍援及糧食救援相繼而來，而進出口銀行貸款（低息貸款）以至世銀等的貸款源源奉上；如影隨形而來的是這些政府直接購買美國貨的數額上升。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論文指出那些獨裁專制國家特別容易受ＣＩＡ（及ＫＧＢ）的影響，而在她們被ＣＩＡ（及ＫＧＢ）「臣服」後，其政權本質並無絲毫改變，此時美國已得其所哉，把統治層收為己用，政治及經濟利益雙收，便不再高談自由亦不再鼓勵她們在「民主化」上着力了！筆者過去老想不通，為什麼那麼多親西方國家多年來仍行極權獨裁統治而美國隻眼開隻眼閉，至今「真相大白」。

《商業帝國》引述另兩位學者的研究，指出在伊朗、危地馬拉、古巴和智利這些ＣＩＡ曾明目張膽干預其內政的國家經營的美國企業，其股價在ＣＩＡ的顛覆計劃獲當局批准後，便開始上升……。那顯示有知情人士把ＣＩＡ的秘密行動在未付諸實行前便洩漏給和他們有聯繫也許有商業利益輸送關係的投資者！

冷戰結束二十餘年，ＣＩＡ的活動是否「俱往矣」，不得而知，但美國軍火仍然壟斷世界市場，有此成績，其中必有政治介入，而這與ＣＩＡ活動有沒有關係，有待日後學者為我們查找真相。

四、

《商業帝國》引出「司法經濟學」（Forensic Economics），這門經濟學新旁支，新世紀以來慢慢興起，尋且有成為顯學之勢。這一派經濟學者致力於分析一些不尋常的跨國經濟活動（金錢交易），從而暴露其背後不可告人的秘密；這種見不得光的勾當，妨礙了公平交易的進行，因而經濟學家見義勇為，予以揭發。「司法經濟學」的研究範圍，涵蓋教師在考試中的作弊、建築商偷工減料、不必要的外科手術、國際體育大賽評審運作、軍火交易內幕以至違反聯合國禁運的走私活動等。而以筆者的有限閱讀，認為《商業帝國》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作品，它用「司法經濟學」的方法，抽絲剝繭從經濟數據，揭露、證實了美國政府假其情報機關之手為大企業效勞的事實！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力量介入政治變動後的經濟受惠者，主要是美國，這解釋了何以受美國的「感召」出錢出力的「盟友」在事後都怨氣沖天的底因—因為她們都無法分享政治甚至軍事干預後衍生的經濟利益！

哥倫比亞大學社會事業講座教授費思明（R. Fisman）去年在《哈佛商業評論》發表一篇題為〈司法經濟學的崛興〉的短文（hbr.org: 〈The Rise of Forensic Economics〉），介紹司法經濟學家在揭發數宗官商勾結行賄貪腐案中所起的作用。這數宗「大案」是法國大企業阿斯通（Alstom）通過行賄在全球取得多項政府基建合同；世界聞名的德國西門子和美國賀里伯頓（Halliburton，與新保勢力有密切關係的公司）以「不正常」手段接進海外合同，均是精明的審計人員及機警的調查商業犯罪的執法人員所發現。費思明指出，司法經濟學家具備同樣工具和功力，他們剖析統計數據，揭發「做成交易」背後的潛在動機，進而把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利益輸送，公諸於世；只要有完整的統計，司法經濟學家便不難查找出不法交易的蛛絲馬跡。這一派經濟學家又從股價的不尋常波動，很快便梳理出若干企業漠視聯合國禁運偷運軍火給安哥拉（安哥拉內戰這些軍火商盈利上升股價上漲；停火內戰兩造俱不必購買軍火，這些公司盈利與股價俱挫）的脈絡；他們對九十年代從香港把中國徵收高關稅物資偷運進內地的情況，從貿易統計數據上便見端倪—司法經濟學家比較香港的出口及中國的進口，發現「高關稅」貨品在貿易流程中消失（它們通過「大飛」越境進入大陸當然不必報關）……。數年前聯合國爆出在伊拉克的「石油換糧食計劃」上的貪污舞弊，亦是司法經濟學家的傑作……。法國駐台十五年的軍事技術顧問團已決定全部撤走，等於中斷與台灣的「軍事聯繫」，此事皆因台灣法院裁定法國在軍購案中應向台灣賠償八億九千一百萬美元而起……。總之此中黑幕重重，但願台灣的司法經濟學學者能在「拉發葉軍購案」上有所作為！

司法經濟學如能獲得那些由政府秘密保管的數據，當能盡早揭發貪污瀆職醜聞，可惜這些賬目大都在事發後若干年，有的甚至要等當權者落台（如智利大獨裁者平諾齊〔Pinochet〕被推翻）後才有機會公諸於世，令司法經濟學家無法及時作出剖析進而不能收懲戒貪官及阻遏破壞市場自由競爭的不道德商業活動之效！

為了彌合這種缺失，司法經濟學界近年正致力尋求政府的合作，他們希望建立一個國際性的「環球司法經濟學實驗室」（Global Forensic Economics Laboratory），以之作為與政府合作的橋樑；負責任政府對這種訴求應予正面回應，因為通過這一渠道，才能恰到好處地遏制官商勾結進而達致廉政的最高境界。政府與學者合作的可能性不低，一九二三年成立的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便是通過協調各國力量共同打擊跨國犯罪，這等於國際刑警已建立了有效的聯絡機制，與學者合作因此不應有問題。

迄今為止，歐洲學者對這門新的經濟學旁支似乎較為熱中，於二○○四年召開首次會議的「國際司法經濟學年會」均於歐洲舉行（愛丁堡、都柏林、佛羅倫斯、巴塞隆拿、伊斯坦堡及杜布魯尼克〔克羅地亞〕），今天（六月三日）召開的第七屆年會便假座丹麥的哥本哈根……。

有進一步興趣的讀者可參閱達茅茨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Eric Zitzewitz去年十一月為《經濟學文獻學報》所寫的〈司法經濟學〉（可於該校網站〔Dartmouth.edu〕免費下載）；這是一篇較完整的論文，對「司法經濟學」作了頗為透徹的解釋。

從「經濟殺手」說到「司法經濟學」．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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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干預內政 美政經利益雙收

2010年6月2日

林行止

一、

約翰．柏堅斯（J. Perkins）的《一個經濟殺手的懺悔》（下稱《經濟殺手》）出版不久，筆者於二○○五年三月十八日（及之後）在本欄寫了二三數篇頗為詳盡的介紹，昨天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結集《蕩魄驚魂》（台北遠景社）找到題為〈世銀行長換人　新保勢力膨脹〉這一篇，「文不對題」，有誰想到與「經濟殺手」有關。大概是這篇小文（也許是談同書的另文）發表後，這本書為內地出版商看中，除了購買中譯版權，還要求用拙文為柏堅斯書中譯的「序」（或「導讀」），出版社及譯本書名偶忘，書一時找不出，只能含糊其辭。

《經濟殺手》出版後頓成暢銷書，其不見經傳（有點名氣的都拒絕出這本書）的出版商Berrett Koehler的網站稱「再刷」多次，一共賣了八十五萬餘冊—相信還會引起另一次買書熱—銷量極佳，然而叫座不叫好，此書不僅招致來自四方八面的攻訐、抨擊，美國國務院更於二○○六年二月二日在其網站（America.gov）發表題為〈一個經濟殺手的懺悔或大話西遊〉的「文告」，逐點批駁本書內容並指柏堅斯信口開河（fantasies）；不少資深論者（包括《經濟學人》北美編輯）且在主流媒介撰文，認為柏堅斯理據薄弱、求證不足，有人甚至認為這是本「廉價小說」。期間，本報同文原復生及關愚謙諸君多次撰文評介這本書。

由於無法提供確鑿證據，柏堅斯欲辯無言，這數年來，除了繼續著作揭露美國政府不可告人的勾當，他低調寡言，以非政府組織「改變夢想」（Dream Change）之名，默默在厄瓜多爾做義工。

大學畢業後柏堅斯因逃避兵役在「和平工作隊」（Peace Corp，甘迺迪總統於一九六一年成立，招募志願者在世界各落後地區當義工）工作時，為世銀的顧問公司Chas. T. Main相中，經過近二年的在職觀察，被聘為「經濟學家」（柏堅斯只有「不入流學府」的學士學位，接聘書時大吃一驚），任務是向公司提交落後國家的經濟報告，目的在「協助」這些國家爭取世銀的貸款。

柏堅斯於一九八○年辭去這份工作，從商，做環保生意，賺了點錢，賣掉生意當義工；一九八九年擬寫書揭露「經濟殺手」（Economic Hit-man，縮稱ＥＨＭ）的勾當，但有公司（他沒交代名稱）高薪請他當顧問，條件是不寫書。二○○一年「九一一慘劇」發生後，他「良心受譴責」，不顧一切寫成這本書！

什麼是「經濟殺手」？柏堅斯指出是一群高薪的職業騙子，欺騙對象是有資格接受世界銀行之類的國際性組織、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及其他先進國家援外機構援助的發展中國家，其過程為在私人機構服務的「經濟殺手」提出種種「明天會更好」的基建藍圖甚至擴軍以強化國防等大計劃，再鼓如簧之舌，說服這類有條件向國際機構「伸手」的窮國借進或向富國「乞得」巨款進行國內建設、促進經濟繁榮提高就業；而在此「說服」過程中，「經濟殺手」所用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那包括賄賂、色情交易、做假賬、操控大選甚至殺掉不肯合作的國家領袖或發動政變達致改朝換代扶植乖乖牌政客上台的目的；而操控這種非法勾當—直接或間接介入—的幕後推手，便是冷戰期無所不在的美國中央情報局（ＣＩＡ）。柏堅斯的「指控」，與國際間對ＣＩＡ的傳聞頗多吻合，可惜他雖有第一手經歷卻苦無白紙黑字的佐證，其書受同行駁斥排擠猶其餘事，國務院亦罕有地發表「聲明」，顯見事態絕不簡單。

二、

今天為什麼提此舊事？原因很簡單，因為有四位美國學者（經濟學及政治學教授各二）去周在美國國民經濟研究所發表題為《商業帝國？—冷戰期政治對貿易的影響》（nber.org/papers/w15981）的論文，他們以解凍「機密文件」提供的資料，指證ＣＩＡ干預多個發展中國家的內政，其中一項任務是協助「經濟殺手」說服那些對美國官員和專家言聽計從的政府大買美國貨；而購買美國貨的資金來源，當然是西方富國政府或如世銀這類國際性機構。論文未提柏堅斯的名字和書名，惟可視為間接為他「平反」的著作（不直接為柏堅斯「平反」，可能是其書中有不少因為沒有確鑿證據寫起來有點天馬行空的段落）。這是筆者揣測《經濟殺手》可能再度暢銷的原因。

這數位分別在紐約和哈佛大學任教的教授，着實做了很多工夫，他們爬梳了冷戰期ＣＩＡ十分活躍（主因是為了抗衡蘇聯國安會〔ＫＧＢＬ〕的活動）的一百五十六國的貿易統計，結果顯示其中約三分之一國家在ＣＩＡ於幕後發功使之成為親美（西方）政府後，購買美國貨的數額莫不大幅上升；而ＣＩＡ採取的行動，包括做大量文宣工作、散發親美傳單、在大選中資助親美政客及使其對手「中立化」（Neutralizing）以至發動政變等。ＣＩＡ的斑斑劣跡俱詳細地記錄於論文第二章（CIA Intervention Data）之中。

不管在共和黨或民主黨治下，華盛頓政府和國會山莊都必須照顧所謂「軍事—工業集團（綜合體）」（military-industry complex）的利益，此「綜合體」的勢力在華盛頓根深蒂固，它策動海外戰爭，輸出飛機大炮坦克槍械，在戰爭過後，基於人道精神和援助友好國家的政策，世銀（和國基會及其他國際非牟利機構）及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均會伸出援手，貸出巨款重建被戰火摧毀的基本設施或搞好經濟以鞏固政權，而這些工程及採購合約，通過「經濟殺手」的活動，絕大部分落入美國跨國大企業—其他西方國家得益不大—之手。

從「經濟殺手」說到「司法經濟學」．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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