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型人口老化 內地或需引進外勞

轉載自信報

2010年7月15日

林行止

一、

雖然老是謙稱仍屬新興國家，但中國經濟盛衰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已足「左右大局」。六月中國出口額再締佳績，比一年前增百分之四十四（達一千三百七十億美元，是月美國本土消費三千六百零二十億，比五月跌百分之零點五），說明進口市場對中國貨需求仍殷，有此「成績」，皆因美歐諸中國貨重要買家的經濟不差，其能大量進口，意味消費者盡情購物習性未改，顯示環球經濟快將進入新一輪衰退之說，不攻自破。這數天來，西方主要股市升個不亦樂乎的眾多原因中，「雙底衰退」無蹤無影為不可忽視的因素。

中國出口去勢凌厲，人民幣滙價偏低又成「罪行」，但中國堅持貨幣政策獨立自主的國策，以不斷增購這些海外市場的「土產」（如波音飛機）為後盾，令經常擺出人民幣滙價必須升值不然會片面對中國進口貨課以重稅姿態的美國，只好自找落台階，不再那麼理不直而氣壯；克魯明之輩亦偃旗息鼓，暫不重提此事。

今年六月中國的進口增長略為倒退，從五月增百分之四十八點三，跌至六月的百分之三十四點一；增長稍緩的原因，可能與收縮多項資本性投資有關，亦可能因為物業發展受制於中央政策令樓宇動工數量減少的影響。這種發展趨勢十分正常，因為此是當局為過熱的經濟降溫的必要手段，可是，這點輕微的「微調」，已令「波羅的海乾貨運費指數」下跌（當然投入服務的新船噸位突增的影響亦不容抹煞……）。

中國的綜合經濟力強大，其興衰升沉對世界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中國已是經濟大國，是誰亦不得不正視的現實。

二、

離港期間，有讀者來問何以筆者對中國勞工供應看法不一，前言不對後語；言簡意難明，只有翻查舊文，終有所得。原來三月二十九日談內地調升最低工資及「路易斯轉折（捩）點」，指「中國已失或將失勞工密集行業的優勢」；但六月一日論「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則得「勞工集約尚未可棄」的結論。工人供不應求，才會失去勞工密集行業的優勢，在此情形下，「尚未可棄」豈非一句毫無所本的空話。

事實上是，經過天翻地覆經濟大躍進，加上一孩政策引致的人口結構性失衡，長期以來予人以人口眾多勞動力無限量供應的中國，已有工人短缺的「危機」。十二日《紐約時報》一篇發自中山的特稿，其題便是〈中國工廠千方百計吸引勞工〉……。

發展經濟學清楚展示，農業經濟升級為工業經濟後，每個經濟產能單元所需投入的勞工較少。這即是說，在農業社會，農民辛勞工作的「經濟成果」遜於工業工人的生產力遠甚；但當工業在經濟中的角色漸次為服務行業取代時，每個經濟產能單元所需投入的勞動力又相應提高。這方面的情況，親身經歷經濟轉型的港人均清楚了解。機器可以製造盈千上萬的有形貨品，服務顧客，不論哪一行業，不能以機器代勞，在在需要大量人手。中國經濟結構近年已起巨變，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第二產業」（工業，secondary industry）在經濟中的比重早於一九九四年見頂，是為百分之六十七點九，至二○○九年，其比重已跌至百分之四十六點八；同期「第三產業」（tertiary industry，即服務行業）則從佔經濟比重百分之二十五點五，提升至百分之四十二點六。在全力促進內需鼓勵人民消費之下，服務行業在經濟中的比重穩步上升，勢所必然，那意味其僱用員工數額大幅增加。非常明顯，在尚未有引進外勞政策（或條件）之下（如經濟持續高速向前，中國很快便需要引入東南亞及南亞的外勞！），就僱用員工而言，服務行業之得是工業之失。

據莫尼塔（北京）投資發展公司（ＣＥＢＭ）月前發表的研究報告，二○○九年中國服務行業要用一點八名僱員才能生產值十萬元（人民幣．下同）的（無形）產物，但製造值十萬元的工業（有形）產品只須用一點四名僱員；這意味「第三產業」多用零點四名僱員才能提供和工業產物等值的服務。莫尼塔因此推斷服務行業所佔經濟比重增百分之一，等於創造一百萬個就業單位。一如上述，在現行經濟結構下，服務行業的工人只能來自工業，在服務行業高速成長的現在，工業工人供不應求，理所當然！在這種情形下，工廠大幅提高工人薪津，絕非資本家「良心發現」，而是非如此無法招聘足額的工人。

莫尼塔的報告還指出，中國二○○三年已出現結構性勞工短缺，其中尤以「初中（九年教育）程度以下」工人不足情況較明顯；不過，有大專程度的勞動力則仍供過於求……。該公司因此斷言，如果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勢頭不變，至二○一二年勞工密集行業會面對重大—非大幅提高薪津請不到工人—困難。

人口老化是形成內地勞工不足的另一項重要因素。○八年上海六十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百分之二十一點六、○九年江蘇的同類數據為百分之十六點八，這些數字的嚴重性，惟有與人口老化問題早已「轟動全球」的日本相比—○八年日本六十五歲以上人口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十二點一。顯而易見，中國如何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已是當務之急。日本工業高度自動化機械化及普遍在海外設廠，令人口老化帶來的勞工不足問題得以紓解，但人口老化令年青一代經濟負擔日重的困境，僅此一端，已令社會前景蒙上陰影，亦令世人看淡日本經濟前景。中國的情況遠較嚴重，生於七十年代中期的「一孩政策嬰兒」，現今已進入生兒育女全盛時期，他們上有四老而下有「一孩」要照顧，而此「一孩」上有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四老」（「四老」只有「一孫」，因此極易被寵壞），在缺乏周全社會福利制度之下，「一孩政策嬰兒」的經濟（及精神）負擔特別重……。為人民解決這種「社會壓力」是民選政府的責任，何況把人民的生老病死責任攬上身的專政政府。為控制人口增長而行「一孩政策」，有其必要，但由於經濟成功發展、增長迅速，「沒有兄弟姐妹的社會」（張五常教授語）帶來的勞工不足及人數有限的有工作能力的人要供養愈來愈多的老年人引起的經濟和社會壓力，已是北京政府急須解決的棘手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