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6日 練乙錚
特區政府通過了一個西環本以為「完全沒必要修改」而萬萬沒想到最後中央修改了的政改方案；主理憲制事務的局長因此有點得志忘形，左右開弓不論友敵都恥罵一番，更狠批公民黨人蠢得不懂得「擇木而棲」的大道理。但這位局長缺了點文化修養：這話哪有拿來攻擊別人用的？罵人家不懂，當然就是自己懂了。不過，那也是挺對的；便是在官場裏，從ｄ九到良禽，有些人半輩子沒走通，有些人則一步到位，分別很大，就不僅僅是文化修養問題了。閒話休說。政改方案通過之後，民主派內訌加劇，人人鬱鬱不樂，無論哪一方都不大好過；看來，要適應客觀新形勢，彼此心理上還得多捱一陣子。筆者說過，五區公投之後，政治板塊大挪移，民主派各政黨在光譜上的定位拉開，合理化了。短期而言，兄弟鬩墻令親痛仇快，民主運動的質和量都因此有失，但定位合理化所蘊含的效率提高，在中、長期能轉化為取得新支持者的動力，卻更值得重視。其實，政治板塊挪移，目前還有空間，過程完成之後，泛民整體將有更優陣勢，儘管在過程中，三黨支持者數目將重新分配。對此，筆者有下列愚見：（一）民主黨還應繼續向中間移動、變身，成為一個除了在六四事件和二十三條立法二問題上堅定不搖、其他一切議題立場覆蓋自由黨和民建聯右翼的溫和政黨，有一定原則地和政府在更多方面合作，爭取部分成員進入建制，各自從體制較深層發揮力量；（二）社民連應留在激進位置，但隨著支持者數量增長，不應佔據最激點，要留出空間讓其他更激進人士特別是年輕人進場創造性地參政；（三）公民黨在參與比較激進的五區公投之後，應作逆向微調，定位在未來的民、社兩黨之間，成為意念上激進地捍衛普世價值（憲政、法治、民主、自由）的溫和行動派，能夠和其他兩黨在不同的議題上靈活合作；（四）因政治板塊挪移、從各政黨游離出來的個別人士如鄭家富，以及近年不斷出現年輕政治活動家，又分散又結合，插隊三大民主黨派之間，以各自政見和獨特風格和經驗號召支持者。分裂衍生合作有此組合，泛民精英才可一字排開，在政治光譜上擺出最廣陣勢，發揮最大力量。換句話說，民主派要作最大限度分裂，才可在最大範圍合作。分裂不是分工，泛民應佔的光譜部分，其跨度之大，不可能存在高度統一的思想，只能倚靠客觀契合和在一些具體事情上作密室交鋒、利益交換，然後同台演出，如出席飯盒會、大遊行等。泛民中人若能從這角度思考本身前途並作出合理反應，遠優於鑽牛角尖並作無止境的道德指責和反駁。上述四點須深入分析，篇幅關係，今天只講第一點，餘的明天待續。各黨的前路，以民主黨最為難走，原因主要不是得面對不少泛民群眾的質疑甚或責難，而是當一部分原來支持者投向較激進政黨之後，民主黨在人和財方面都不免有失（上周七一遊行中的表現或已說明此點），故須開動機器，從中間乃至有建制傾向的群眾當中開闢票源。中間群眾數量大，但或因性格取向平穩，或因從社會現狀中獲得較多利益，政治上比較難以鼓動，而民主黨當了泛民第一大黨多年，努力守成多於創業開拓，今後若沒有一點「重上井岡山」的精神，斷不能成事。就此點而言，激進派的確提供了必要的衝擊。正正是因為民主黨要面對此衝擊，得抖擻精神開墾中間地帶，筆者所言的「定位合理化所蘊含的效率提高」方可有望實現。開闢中間群眾比較困難，需要不少資源，民主黨在這方面比公社兩黨優勝，任務落在該黨身上，亦可謂合適。民主派現在的境況，令筆者想起阿當斯密在《原富論》中的一段有關十八世紀宗教教派競爭的論述。當時歐洲大陸第一大教是羅馬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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