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
—《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

《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去年中出版，作者陳方正教授是物理學博士，卻長期致力於文史工作，成就卓著，出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期間，曾與劉殿爵（1921-2010）、何志華等教授合力編撰了一系列不下於四五十部中國古籍的逐字索引，又創辦學術雙月刊《二十一世紀》，予人以他是棄「理」從「文」的印象；看到《繼承與叛逆》的體大思精，然後意識從物理入門到科學思想發展的推衍論述，方正兄求真、求覺的辛勤治學，是一以貫之的文化人精誠，若以狹隘的文理分野來衡量，便未免「小器」甚至不合體統了。

筆者數理底子差，看書題材，重「文」輕「理」、棄難就易，養成由敬生畏而疏遠的習慣；《繼承與叛逆》的副題為「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對筆者並沒有太大吸引卻又點燃了筆者好奇心的題材；事實上，兩年前筆者曾詳談溫徹斯特的《一個愛中國的人》（見收在《中國情緣》三文），便觸及這個問題，和溫徹斯特一樣，當然筆者亦因走了岔路而找不到答案。

現代科學為什麽沒在古時曾經科技發達的中國出現？這個因李約瑟提出而被稱為「李約瑟問題」的疑問，難倒不少學者且曾是不少著名經濟學者論及的命題，最早「題名」此問為「Needham Statement」的是英國經濟學名宿保丁（Kenneth E. Boulding, 1910-1993）；就是當時得令（現任世銀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於十多二十年前發表過一篇廣受引述的論文，題目便是不折不扣的：《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2）。

「李約瑟問題」成了眾多經濟學者有所感觸並致力尋其究竟的話題，使筆者在收到《繼承與叛逆》那七百多頁新書未開卷前頗有疑惑，不知道內容是與自然科學較有關係還是與人文科學比較接近？由於外遊，當時只看了余英時教授撰寫的書序、方正兄的自序而未及正文，便把它擱下。事隔經年，重拾該書，細讀之下，竟然看出興味。

余英時教授在書序中說《繼承與叛逆》是一部「出色當行的西方科學與科學思想史」，那不是泛泛的客套話，而是出色史家的在行人語。書的內容嚴謹扎實、闡析分明，行文清簡扼要，使嚴肅的題材不覺艱澀，那是作者令人折服的另一方功力；三聯出版社出版、編校與插頁選圖俱極為用心，那是促成一本好書讀來恬暢的「起碼」卻並非易求的條件。

三十多年前上世紀七十年代，筆者曾託友人到台灣「搶購」了約十一二冊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也譯《中國科學科技史》），那是台灣盜版商翻印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主編共二十餘卷的其中一小部分，當時原書並未出全，事實是李約瑟於一九九五年去世時還未完全脫稿，大量工作是由編委小組在他死後分卷分冊付梓，至二○○四年才大功告成。筆者手上的「老翻」（翻版）亦只限於那十一二冊。那是綜覽中西科技交流和中國古代哲學流派的論述，理解不難，後來涉及數學天文的內容，筆者便如墮五里霧中，看不來也就提不起擁有全套作品的意興。

翻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開頭一二卷，別說未窺管豹，就是望其項背，也談不上，只能算是見識了一部皇皇巨制的磅礴「來」勢及其論述認真的慎徵博引。後來接觸談論「李約瑟問題」的文章，幾乎都是社會人文學界的評議，他們多是借此一問引申到中國人文文化的不同視角的探索；而方正兄力作所談的「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則是以「淵源有自」的觀點，帶出一部充實的西方科學史。對於同樣一「問」，慣看引申議論的縱橫捭闔，細讀《繼承與叛逆》便似拉韁勒馬、回望其來有自的歷史脈絡，細味知識累積與並非突如其來的發明與發見，情趣迥異。

《繼》書作者溯自古代文明傳統、循不同地域的文明起伏，追蹤科學發展的脈絡，指出以數學表達宇宙秩序的種籽源自愛琴海世界的自然哲學觀；輾轉至牛頓（Isaac Newton 1643-1727）的《原理》（《The Principia》 1687），則被形容為「現代科學革命的成果」（頁六○九）。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所牽動的龐大科學體系與舊時相比，雖然一脈相承，卻因歲月含英的千迴百轉（傳統的繼承），乖常悖異的咀華精煉而脫胎換骨。牛頓的「熔鑄之功」，高屋建瓴的視角（即其筆下讓他看得更遠的「巨人肩膀」），是結合先哲前賢的微積分學、新天文學與新動力學，集其大成而成為現代科學發展的大基礎！

引述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的「我們應當注意各種發明的力量、效果和影響，這就古人所未知的印刷、火藥和羅盤等三項而言，是再也顯著不過，因為這三者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和狀況」（頁六一五），突出《大滴定》的觀點：「從公元一世紀至十五世紀之間，中國文明在將人類自然知識應用於人類實際需要的效率，要比西方高得多」（頁六二三）。《繼》書總結中國古代優勝的科技發明只是西方文明的「遠方厚禮」；而西學東漸，卻因中國本身文化根深，沒有適當和合催生的條件，當然無法產生大爆炸性的思想融合，所以中國實用科技的成就仍歸科技層次而生滅；繼往開來的普世科學「生命力」仍未具備足夠條件在中國結果開花。

中國與西方科學不同軌跡的探索，「李約瑟問題」順理消解，方正兄分絲析縷的論述，深入淺出；筆者看《繼承與叛逆》不屬輕鬆閱讀，但以付出的時間與進益相比，卻划算得令人雀躍。這是一部文化通識的上乘讀物，是提倡閱讀的讀書會、傳媒的閱讀節目和教育界須加注視並予推介的一本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