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激進理論．向左派進言

2010年7月7日

練乙錚

筆者昨天提出一個觀點：因為民主派整體方向是清楚的，故就現階段而言，輸贏並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爭取社會改良的道理在民主派這邊，大多數群眾也在民主派這邊，只要民主派能主動把悶局打破，推出新議題，群眾的能量有着力處，形勢便對民主派有利；個別回合的點數勝負，既不重要，也難算得清，怎能和民主派在政治光譜上布局合理化的好處相比？

故此，今後民主派的工作要點，便是把形勢中潛存的大好，盡量轉化為實利。在民主黨而言，那便是要演化為一個更溫和的政黨，吸納中間精英，一方面有一定原則地爭取部分成員進入建制，各自從體制較深層發揮能夠發揮的力量（不能只有一個張炳良，要有多個張炳良），另一方面須從中間乃至有建制傾向的群眾當中開闢票源。這都不是容易的工作，更不是浪漫的事業，有些人自然而然地適合做，目前各民主黨派定位拉開，正好讓更多人那樣做；不是或不願當中間民主派的人，應該樂觀其成，給予祝福。

競爭令激進派溫和

今天筆者續談其他民主派人士面對的問題。首先談激進組織的演化規律。阿當斯密在《原富論》提出一個見解，認為宗教領域由一兩個大教會倚仗政治力量行使壟斷權是不好的；更好的局面是由大大小小的教派互相競逐產生。他說：「一些活躍而受某種利益驅使的傳道士，只是在一教獨大或兩三個大教寡頭壟斷朋比為奸的情況下以勢壓人才可怕。若有兩三百個以至兩三千個小教派，任何一個都不足以危害社會安寧。……那些激進小教派，四方八面都是競爭對手，要生存、發展，必須學會真誠、回歸中道，而藉政治權力壯大起來的大教，卻往往離此甚遠。」

接着，阿當斯密舉以溫和見稱的公誼會為例；此會亦稱教友派、貴格派、費城朋友會等，前身是從英國國教分離出來的十分激進的異見派，受英國國教迫害，與英國清教徒一起移居美國，到了美國之後，卻又受清教徒迫害；然而此教不斷發展，終於成為美國東部最有影響力的溫和教派。

阿當斯密明顯認為，宗教的自由競爭，會令激進的小教派通過成長而變得溫和。（見《原富論》卷五首章三節第三部分；此「部分」長數十頁，昨文曾引其中一小段。）不過，阿當斯密沒有在書中嚴格證明此論點。一九八八年，美國社會學家 Lawrence R. Iannaconne 寫出一篇經典論文，用大量實證資料和嚴格理論分析，論證了上述阿當斯密的理論【註】。道理其實很簡單，圈子大了，成員之間的意見無可避免變得參差，這個圈子的主導思想便必須寬容一些。

最激位置留給八十後

據此，筆者昨文提出：「社民連應留在激進位置，但隨着支持者數量增長，不應佔據最激點，要留出空間讓其他更激進人士特別是年輕人進場創造性地參政」。社民連壯大了，支持者人數有一定了，也要更加顧存大局，把最激進的位置，留給衝中聯辦、衝羅湖橋的小伙子、八十後的少數最激者去佔，給予支持、樂觀其成，自身不去佔據、不去領導。按理論推導，那才是最高效的做法，否則必定拖慢自身成長，對泛民整體不利。事實上，社民連推五區公投，與其現階段最佳定位很合拍，完全合憲合法，只是不按當權派隱邏輯操作（民主黨不同意該做法，是對勝負概率估算不同，不是理論上反對）；在香港現實政治中，五區公投振聾發聵，富開創性，故不少並非激進人士也認同，包括筆者在內。今後，在適當時機、適當議題上，社民連應沿着五區公投的軌跡，再接再厲，推陳出新。

分析政治，論者常常提及「政治光譜」，但這當然不是思考社會政治的唯一維度；另外兩個重要維度，分別是以經濟地位和知識水平劃分的社會各階層。如果社會上要求民主的人，泰半屬於經濟地位或知識水平低下的階層，其餘階層的人反對的多，則不僅民主難以達致，就算達致了，也是不穩定的，甚或不可能是優質的。故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得到知識階層、專業人士的普遍支持，以及大量上流社會人士起碼不積極反對，十分重要。

做這方面的工作，公民黨最有條件。這些階層人士受教育比較多，大部分都懂理性思維，能夠不同程度接受講道理的民主，但行為上一般不能接受激進。因此，筆者昨天說：「公民黨在參與比較激進的五區公投取得成績之後，應作逆向微調，定位在未來的民、社兩黨之間，成為意念上激進地捍衛普世價值（憲政、法治、民主、自由）的溫和行動派，能夠和其他兩黨在不同的議題上靈活合作。」

註："A Formal Model of Church and Sect", by L.R. Iannacco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4, Supplement, 1988. 此文理論部分用的完全是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工具。

二之二．上．明天續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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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林良禽．論民主黨

2010年7月6日

練乙錚

特區政府通過了一個西環本以為「完全沒必要修改」而萬萬沒想到最後中央修改了的政改方案；主理憲制事務的局長因此有點得志忘形，左右開弓不論友敵都恥罵一番，更狠批公民黨人蠢得不懂得「擇木而棲」的大道理。但這位局長缺了點文化修養：這話哪有拿來攻擊別人用的？罵人家不懂，當然就是自己懂了。不過，那也是挺對的；便是在官場裏，從ｄ九到良禽，有些人半輩子沒走通，有些人則一步到位，分別很大，就不僅僅是文化修養問題了。

閒話休說。政改方案通過之後，民主派內訌加劇，人人鬱鬱不樂，無論哪一方都不大好過；看來，要適應客觀新形勢，彼此心理上還得多捱一陣子。筆者說過，五區公投之後，政治板塊大挪移，民主派各政黨在光譜上的定位拉開，合理化了。短期而言，兄弟鬩墻令親痛仇快，民主運動的質和量都因此有失，但定位合理化所蘊含的效率提高，在中、長期能轉化為取得新支持者的動力，卻更值得重視。其實，政治板塊挪移，目前還有空間，過程完成之後，泛民整體將有更優陣勢，儘管在過程中，三黨支持者數目將重新分配。對此，筆者有下列愚見：

（一）民主黨還應繼續向中間移動、變身，成為一個除了在六四事件和二十三條立法二問題上堅定不搖、其他一切議題立場覆蓋自由黨和民建聯右翼的溫和政黨，有一定原則地和政府在更多方面合作，爭取部分成員進入建制，各自從體制較深層發揮力量；

（二）社民連應留在激進位置，但隨著支持者數量增長，不應佔據最激點，要留出空間讓其他更激進人士特別是年輕人進場創造性地參政；

（三）公民黨在參與比較激進的五區公投之後，應作逆向微調，定位在未來的民、社兩黨之間，成為意念上激進地捍衛普世價值（憲政、法治、民主、自由）的溫和行動派，能夠和其他兩黨在不同的議題上靈活合作；

（四）因政治板塊挪移、從各政黨游離出來的個別人士如鄭家富，以及近年不斷出現年輕政治活動家，又分散又結合，插隊三大民主黨派之間，以各自政見和獨特風格和經驗號召支持者。

分裂衍生合作

有此組合，泛民精英才可一字排開，在政治光譜上擺出最廣陣勢，發揮最大力量。換句話說，民主派要作最大限度分裂，才可在最大範圍合作。分裂不是分工，泛民應佔的光譜部分，其跨度之大，不可能存在高度統一的思想，只能倚靠客觀契合和在一些具體事情上作密室交鋒、利益交換，然後同台演出，如出席飯盒會、大遊行等。泛民中人若能從這角度思考本身前途並作出合理反應，遠優於鑽牛角尖並作無止境的道德指責和反駁。

上述四點須深入分析，篇幅關係，今天只講第一點，餘的明天待續。各黨的前路，以民主黨最為難走，原因主要不是得面對不少泛民群眾的質疑甚或責難，而是當一部分原來支持者投向較激進政黨之後，民主黨在人和財方面都不免有失（上周七一遊行中的表現或已說明此點），故須開動機器，從中間乃至有建制傾向的群眾當中開闢票源。中間群眾數量大，但或因性格取向平穩，或因從社會現狀中獲得較多利益，政治上比較難以鼓動，而民主黨當了泛民第一大黨多年，努力守成多於創業開拓，今後若沒有一點「重上井岡山」的精神，斷不能成事。就此點而言，激進派的確提供了必要的衝擊。正正是因為民主黨要面對此衝擊，得抖擻精神開墾中間地帶，筆者所言的「定位合理化所蘊含的效率提高」方可有望實現。開闢中間群眾比較困難，需要不少資源，民主黨在這方面比公社兩黨優勝，任務落在該黨身上，亦可謂合適。

民主派現在的境況，令筆者想起阿當斯密在《原富論》中的一段有關十八世紀宗教教派競爭的論述。當時歐洲大陸第一大教是羅馬公教； 在英倫三島，第一大教則是英國國教。阿當斯密指出，此二大教會因長期處於「一哥」地位，其教士的播道熱枕漸漸退化，能量已明顯不如其他新興教派。他說：「這樣的教會，一旦受到其他新興教派的一些時髦、勇猛、那怕也是愚昧無知的熱血分子攻擊，便馬上變得毫無還手之力，就像富裕的南亞諸國遇到來自北方那些強悍而腸飢轆轆的韃子兵進襲一樣。……儘管最大教會依然網羅大批學識淵博之士，但若論爭取信眾入教的能力和魅力，無論是好是壞，都完全掌握在其他競爭者手裏；在英倫，資源豐富的聖公會早已荒廢了傳教本事，相反，異見派和循道會則精益求精。……而循道會的教士，學問沒有異見派的一半，叫座力卻比誰都高。……在更早的十三、四世紀歐洲大陸，是兩個不蓄資產的神貧修會——方濟各和多明我修會，復興了整個羅馬公教的奉獻精神，擋住了教會內部那種因循心態。」（《原富論》卷五首章三節第三部分）阿當斯密談的是當年的宗教組織，但意義完全可以引伸到今天的政治組織、政黨。

運動就是一切

的確，大有大的難處。在前一段日子的政治悶局裏，泛民「一哥」民主黨未能帶頭打破當權派鋪天蓋地的封殺；長此以往，難保黨內不出現因循心態，忘記進攻是最好的防衛，把守成看得重於開拓。五區公投一聲炮響，打破上述悶局，也給民主黨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為回應壓力，民主黨提出改良區議會方案並大膽採取與中央談判的策略，筆者認為做得很對，政治悶局打破了，民主派便「有得玩」。改良區議會方案有利有不利，最終是好是歹還未可知，但爭取社會改良的道理在民主派這邊，大多數群眾也在民主派這邊，只要民主派能主動把悶局打破，推出新議題，群眾的能量有著力處，形勢便對民主派有利！但是，民主黨只是走了半步對的。立場向中間移動了，還得花力氣去找那中間群眾；群眾找著了，大好的形勢才能化為實利。至於現階段關於方案輸贏幾子幾目的精算，並無很大意義，亦不能真正準確，卻十分浪費心力，因為當中沒有可以轉化為動力的那種壓力，故三黨實不應再在此問題上糾纏。

慎思之後，筆者不認為民主黨這次是無原則的「扭軚」；相反，這個軚扭得有看頭。政黨如長期無法扭轉形勢，必須思變，變而後通，這在歷史上有很好先例。晚年恩格斯觀察了歐洲工人運動大形勢之後，認為單靠暴力革命奪取政權行不通，於是轉而積極支持歐洲的進步政黨進入議會，通過選票發揮力量爭取執政；這與先前他和馬克思極力鼓吹的暴力革命相比，不啻為近世社會運動中的最大轉向。在有利條件下，爭取民主的政黨應積極以各種方式發揮力量，包括進入建制，這種行動不應一概視之為背叛。

因為民主派整體方向是清楚的，故把託派的一句名言改兩個字，對現階段而言，便相當貼切：輸贏並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

二之一．明天續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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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功殆因團結誤 道術敢為天下裂

2010年6月23日

練乙錚

筆者上周提出一個觀點，認為泛民主派成功分成兩翼，靈活性大增，三黨在政治光譜上的相對位置拉開，合理化了，能推出不同的民主政治綱領、政策和策略，供應「政治市場」上泛民一端的民眾內部政治需求，故此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傳統智慧認為「泛民沒有分裂的本錢」，但這個看法只在最基本的層次正確，在策略性的、具體運作的層次，卻大有問題。別的不說，從前泛民群眾投票要配票，效果不好，何秀蘭一度「出馬」失利，便是例證，皆因各民主黨派提供的「政治產品」太雷同，派內各黨、各參政者之間的異化不夠故也；換句話說，當時的民主派太團結。

和和氣氣地團結，給泛民群眾的感覺良好，但實效一直不彰；去團結而趨異化，反可逆境求勝。從五區公投到最近的政改一役上看，此結論更為清楚。民主派分成兩翼之後，港人意識裏很快普遍確立了一重要論述，那就是「當權派不讓步，香港社會無可避免激進化」；這個論述已經、並會在今後產生強大作用。

民主黨向中間移動

然而，要確立這個論述，單是社民連激進化，還不夠說服力；到後來，連一個根植中上階層的公民黨也激進化了，社會大眾才看清政治形勢，統治階級才感到事態嚴重，知所應變。民主黨方面，也正正因為公社兩黨激進化，它才可向中間挪移而不再擔心在「友好競爭」之中失去部分群眾；它一旦向中間移動，便取得與中央談判的回旋空間，逼得當權派讓步。

民主派演化出兩翼，主要是通過五區公投完成的，社民連功不可沒，其他兩黨亦各自作出恰到好處的的反應；期間，雙方齟齬不絕，當會令泛民群眾擔心甚或失望、反感，但筆者認為，客觀而言，那不過是「產品異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不能避免，因為群眾不一定能接受理性異化而須動之以情，故民主派之間的罵戰縱使難聽，也並非絕對壞事。上述異化過程不靠共識，卻天衣無縫，因為有「政治上的無形之手」在運作。

政治競爭的內涵非常豐富，但其結果是否一定最好？就實現香港真正民主雙普選而言，以當權派接受「區議會改良方案」為標誌的六二三階段性結局，長遠是有利還是有害？這是關鍵問題，筆者有如下看法。當權派一方有兩股勢力，一是是北京的政治力量，一是本地資產階級，兩者大處不盡相同卻有互相利用的餘地，其他當權派陣營中人，都依附在這兩股勢力底下，有些是一身事二主，包括特區政府一些高官及部分傳統左派在內。

筆者分析過，當權派之中，最堅決反對政改即最反動的力量，不是北京而是本地資產階級，其基本立場之一便是凍結現有功能組別，不僅反對民主黨方案，連特區政府提出的區議會小圈子互選方案也絕不支持，因為對他們而言，今後最理想的結局便是政改永遠原地踏步；至於西環，觀乎其近月的行為及言論，概未與中央保持一致、「轉軚」最慢最不情願，則其為本地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所收買，十居其九。「區議會改良方案」獲中央接受，輸家便是本地資產階級及中聯辦。衝垮此路障之一角，是民主黨近月努力成果之一。

其次，由於中央已決定直接干預本地政改，泛民今後直接與之博弈，不能不注意中央處理香港政治事務手法的一貫特點：關鍵事上，言而寡信。八十年代以來，中央對港人作的重要諾言，包括「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七年起可以雙普選等等，一一落空，而挖空心思、扭盡六壬炮製出的新概念如政改五步曲（比原來多了兩步）、功能組別不一定違反普選原則等等，卻層出不窮。

事實上，中央政府的政治信用比起特區政府的更不如。因此，泛民今後作政改要求，要以「現貨交易」為主要原則；其他一切多年之後才兌現的東西，不太值得爭取，因為如果有「需要」，中央大不了不要面，來一個人大決議，承諾便化為烏有。

此次民主黨提出方案之後，在談判過程中不斷有所退讓，但退讓的東西說到底，現在都不足惜，因為都是要求中央給出的種種兌現期七年以上的「期貨」，如終極方案、路線圖、普選定義等；爭取而沒退讓的，卻是眼下這屆「立會新增區議會議席由三百多萬市民投票產生」這件「現貨」，可謂得宜。

與寡信者談判，一鳥在手，勝過十鳥於林。當然，便是這件「現貨」，中央要反悔還是可以，只不過言猶在耳，巧立名目不容易、政治代價比較大而已；最好的保證，還得靠全體泛民從不同方面不懈施壓，務求令中央貨真價實。

民主運動形勢大好

「區議會改良方案」當然只是通往真正雙普選的細小而不完全保證有所得的一步，其負面已由激進派深入分析，不必在此多說，但筆者認為，爭取成功了，重要概念意義還有兩點，俱不在於其本身：

其一，是讓「民主派為反對而反對」之說不攻自破。先是五區公投打出新局面，顯露了民情，特首面對此形勢，不得不與激進派人物認真對話，中央則更因此知道有必要審時度世，開展了與民主派溫和翼的談判。

如果泛民領袖都是脫離群眾、為反對而反對之輩，則最高權力認真與之溝通，毫無必要，何苦來哉？故政府近日的行為已反證，這些久被當權派誣衊的反對派，其實是一直以來真正最為民主建港而反對政治特權的社會精英，是光榮的反對派；當權派再要口不擇言，只能是自打嘴巴。

其二，是向泛民群眾闡明「泛民雙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大道理。此次民主黨及其盟友有所建樹，必須認識到，是客觀上有公社兩黨和社會上大批激進派作強大後盾方能達致的；若港人只有柔軟一面，共產黨會聽你的？

再打個比喻說，短跑好手預賽跑出了名次，應部分歸功那個只提供反作用力的起步器；況且，以後再要入圍進半準決賽、準決賽乃至決賽，還得靠那放地下沒跟着你跑的東西。故激進派這陣子便是批得猛、罵得兇，溫和派裏裏外外也別反應過度，反而是要對當權派惡意抽水保持警惕，及時作適度反應。「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毛主席這句詩後面的典故，溫和派抽象繼承還用得着。

自五區公投至六二三，政治板塊挪移，民主運動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但今後還得靠各方出牌理性、精準，才可繼續有所斬獲。因為對手是強大、聰明、綿密的，而且資源豐富。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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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辯論前夕對政事的三點看法

2010年6月17日

練乙錚

關於政改，筆者有三點看法，提出來予大家參考。

第一點：特區政府角色錯位。按《基本法》精神，特區政府的定位應該是全民政府，在法治範圍內仲裁社會上不同利益、價值和觀點矛盾，從而促進社會和諧。就香港特區內政而言，它的政治立場應該是開放的，除了遵守法律底線之外，本身不另設既定立場，而只擔當積極的調解角色。

如果甲社群與乙社群在某政策上對立，特區政府的責任便是幫助甲說服乙、幫助乙說服甲，以公正清晰的民意比重為壓力，成功令彼此向對方讓步。仲裁的結果應該不是某方全面得勝，另一方徹底敗落，一方意氣風發，另一方灰頭土臉，而是按民意比重大致持平。

香港本地法也規定，行政長官不能隸屬任何政黨，便是對此全民政府概念的最佳說明。這是很好的制度設計，十分適合香港。

偏離憲制角色

但是，特區政府在政改事上，一開始便偏離上述憲制角色，以某一方全權代理人的姿態上場打壓另一方，其結果是原本屬於社會上不同社群之間的矛盾，演化為政府與大多數市民之間的矛盾，這不僅令矛盾變質，毒害社會，更因違反全民政府公允原則，引起受壓一方加倍反感，無可避免地加深矛盾，導致仇恨、疏離。

以政改問題中的功能組別為例，永久保留功能組別最符合大資產階級既得利益的願望，故與民主派在此議題上直接交鋒、爭持、談判乃至大辯論的，應該是大地產商大資本家如李嘉誠、陳啟宗、郭氏兄弟，或他們的生意朋友和政治代理人如田氏兄弟、梁振英等，而絕對不應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和他的主要官員。

既得利益囊中物

可是，實際情況剛剛相反，曾班子「御駕親征」，整部政府公器降格為既得利益的工具；高官上山、下鄉力竭聲嘶、揮汗如雨推銷合乎既得利益心意的政改方案，資本家大人物及其政治代表卻氣定神閒坐吃免費政治午餐，偶爾說一兩句風涼話。何解？特區政府一眾高官已成既得利益囊中物是也。

第二點：西環的立場不可能不受既得利益的金錢腐蝕。關於這點，有一般推理和具體推理。大陸人民都說無官不貪，也許言過其甚，但貪官總是十分之多；國家官員和黨干部到香港工作的，被揭貪污要「雙規」者也不少，但只能是冰山一角。在西方，高官議員其門如市，出入都是大企業或利益團體僱用的說客，隨時準備以貪腐手法影響政策左右大局。

在香港，西環最能影響中央對香港政改的取態，香港的大資產階級對此哪能不利用？與西環打交道的貴客因此如過江之鯽，能登堂入室者亦大有其人；西環的國家黨政幹部難道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一過深圳河便坐懷不亂，身上的貪腐細胞如電路開關那樣，中央派來之前一按便止貪？筆者閱世數十年，不會相信。

西環的政改立場，特別是關於資本家最在意的功能組別的立場，自那令人哭笑不得的「ＧＤＰ貢獻論」出台後，與本地既得利益愈扣愈緊，從未反覆過，故筆者推理，中間有貪腐交易的可能性大於一半。

此是一般推理；具體推理則基於最近一位西環官員的言論，筆者試作較深入分析。特區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包含所謂的「區議會方案」，那明顯是中央授意的，是通往「一國一制」的過渡方法（對此筆者去年有詳細分析）；但此方案弱化原來功能組別的維護商界利益作用，香港的大資產階級和商界絕不喜歡。怎麼辦呢？最好莫如借刀殺人把政改拖死，然後把責任推在民主派身上。這個結局是中央不願見到的，絕招便是由西環出手。

大家知道，爭取政府方案通過，中央明白只可智取、不能力敵，故北京最近的有關談話，口脗十分溫和；假如擺出一貫兇相，只會像曾政府打擊六四悼念一樣，效果適得其反。

中央這個取態相當成功，於是有近日與溫和民主派的溝通對話；若中央再作實質退讓，難保沒有通過方案的可能。

對既得利益而言，這就壞事了。於是，大家看到前天西環要員郝鐵川的忽然強硬乃至全無邏輯不可理喻的發言。郝的那些說話，唯一作用便是刺激民主派群眾，造成強烈急升的反對聲勢，迫使溫和民主派終止溝通、投下反對票！筆者提議中共中紀委徹查郝鐵川有無收受利益。

第三點：民主派兩翼此時堅持各自路線，可收客觀上互相配合之效。筆者估計，溫和派能爭取到最低綱領的可能性不大，最終還是要無功而還，投下反對票。那為什麼還應在現階段繼續忍辱負重與北京低調周旋呢？原因很簡單，要讓中間群眾對北京心死。

分兵兩路 形勢大好

你放低身段了，低得連同志們也翻臉成仇了，夠溫和了吧？可北京依然半步不讓；中間群眾這才看得清清楚楚，以後對北京不再存有幻想，溫和民主派到那時候回歸激進，才能把這部分群眾轉化為扎實的反對派。

在群眾當中，有些天生比較激進，另一些性格比較慎重，看到真相才相信；溫和民主派爭取後者，要兜一個大彎，這點氣力不能省。

余曾大辯論前夕、五區公投之後，民主派能分兵兩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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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放孫氏銅像劉校長為何前恭後倨？

2010年6月15日

練乙錚

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因推卻在校園擺放孫中山先生銅像，再陷政治風波。比起民主女神像事件，此次內情較為曲折，更值得留意，我們或可從中了解劉校長說的「政治中立」的涵義，從而更明白他的辦學理念。劉氏榮休在即，然溫故知新，亦有助社會人士對後來者形成合理期望。

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劉校長去年年底主動向孫中山先生孫女孫穗芳女士提出要求，在中大校園擺放一座由她提供的孫先生銅像，並答應於今年二月底，後者到中大演講時舉行豎立儀式。但銅像運到之後，劉校長卻一拖再拖，先是不無牽強地告訴孫女士在選址、安全等問題上仍有待討論，然後又告訴她說願意「賠償損失」，似乎暗示要退出協議，後來更乾脆把擺放銅像的事推得一乾二淨：由下一任校長「全權解決」。 如此前恭後倨，乍看令人費解，其實不然。

中共不特別尊重孫中山

共產黨一向對孫中山先生並不特別尊重，最多稱他作「革命先行者」，雖肯定他的「聯俄容共」政策，但認為他的革命不徹底，走西方議會民主道路更是要不得，歷史地位根本不能和毛澤東比，故中共紀念辛亥革命從來低調，只不過明年是一百周年，搞紀念有對台統戰價值。

黨內負責統戰工作的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兩年前便把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建國六十周年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並列為大陸近年三大紀念活動，把辛亥的意義刻意拔高，並讓一些受政協領導的「民主黨派」在政協會議上建議兩岸政府聯合一起紀念辛亥。

去年年底，此合辦主張更由大陸國台辦向台灣方面提出。大陸有此動作，台灣愛國急統派如新黨主席郁慕明等，便積極高調響應。說實話，辛亥是兩岸有某程度共知的政治概念，十分罕有，能找到合作空間一起紀念，當有助國家統一。無奈，大陸儘管提議合辦慶典，卻不能接受台灣把辛亥看作中華民國建國紀念日，所以，主張「一個辛亥、兩種解讀」的台灣政府對大陸的提議搭不上嘴，一直冷淡。

直至上月十五日，馬英九更公開說：「大陸要舉辦辛亥革命慶祝，大家各辦各的，我們當然不會去。」如此給潑了冷水，大陸方面當然不是味道；統戰不成，興致大減。劉遵義校長對孫中山先生銅像擺放中大的態度從熱到冷，從時序看，剛好遵從同一軌迹。在沒有更好的解析之下，筆者把這兩個相關性甚高的過程，理解為一對因果關係：政協主席原先的積極態度和事態發展不盡如中共之意是因，政協委員劉校長的虎頭蛇尾是果。這也是自然不過的事。

兩岸各自辦慶典，用心不同，如果中大也大搞一番，有鑑於該校文化傳統和活躍學生的政治取態，萬一在校園孫中山銅像下搞出一個念辛亥、要民主的「真慶典」，叫校長如何向賈主席交代？相反，如果馬英九接受賈慶林的統戰建議，孫先生的銅像大概不會至今丟在中大倉庫裏蒙塵，助慶事功必然做足，哪會出爾反爾拖半年然後推給下一手。

如此，劉校長說的「大學要政治中立」，又該如何解讀呢？說這話之時，他心中有沒有一個「誠」字？這一點，經過兩次塑像事件特別是這第二次，筆者抱很大懷疑，但也暫時未能百分之百判斷，因為還需要一個試案。設想，如果社民連惡搞，於劉校長月底榮休之前把一個標準毛澤東像送到中大要求擺放，他收還是不收？若收，他的「中立說」難以自圓其說，不攻自破；若不收，那種中立，顯然便是前港英殖民教育裏的那種摒除一切左中右思想的愚民中立，分別不過是當年港英只在中、小學執行，現在劉校長則把此種中立實施於大學。

這個故事提點知識分子，屁股坐的櫈子多了，腦袋往往難以獨立。劉校長小的不說，除了當校長，還花時間精力當特區政府行政會議成員、全國政協委員、中港台三地多家大企業的董事，都是重要職務，其中政協是中共直接領導的統戰組織，黨看得起你，給你政協委員這個偌大榮譽，就是知道你下面有群眾、看中你大學校長的身份有特殊的統戰價值，你能受此榮譽而不投桃報李嗎？

知識分子不應當政協

因此，劉校長說他的政協身份不影響他當校長的政治中立，客觀上筆者不能相信；即使中立，也淪為殖民地式的中立。然而，過來人都知道，那種中立，騙人罷了。讓你思想真空，殖民統治階級的思想便乘虛而入。往最好處想，劉校長的「中立說」，也只是自欺欺人。

筆者並不一概反對人們當政協委員。資本家獲邀，那是因為共產黨看中他們的錢，這些人士當了，對社會無大礙，如果能把一點開明思想帶進人民大會堂，更非壞事，但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學校長，卻萬萬不能當。大學校長頂天立地，何可接受專政政黨領導而效犬馬之勞？中共拉攏大學校長當政協，本身是一種褻瀆；知識分子出身的大學校長同意當，可說是一種學格上的自瀆。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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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富士康加薪與大陸貧富懸殊獨特性質

2010年6月8日

練乙錚

五月底六月初，內地發生的一些事情吸引了我，所以儘管香港特區政府變本加厲多招打壓今年本地「六四」悼念，但筆者沒寫文章，因為不覺意外；內地形勢今年特別緊張，香港發生的政治事件能感染大陸，故西環發功，事屬必然。

倒下的不是雕像

沒想到的是，民主女神像受到衝擊，但倒下的不是雕像，而是中文大學劉校長（那麼巧也是一位劉政協）的晚節。在上周那個「遵義會議」上拋出的，竟是一個不知所謂的「中立」論，貽笑大方。如果是特區公務員，「中立」猶可解釋為左右立場上不可作為，但一個大學校長處理校政時的「中立」，自五四運動以來，只能理解為「兼容並包」，劉校長怎麼忘記了？也許他開那個會議時，心中主流身份是劉政協而不是劉校長，故有此誤。失節事大，咎由自取；不過，是文化人，也是學經濟的，物傷其類，筆者到底覺得有點可惜。

言歸正傳，談近日舉國關注的富士康事件及其帶出的勞工問題。首先搞清楚，富士康深圳廠五個月內十三員工自殺、十人死亡，從數字上看到底是不是問題。事發之後，廠方提出「十名員工自殺死亡之數比全國平均低」之說，理由是，該廠員工四十三萬，按世衞資料大陸每十萬人口每年十四點八人自殺死亡之數計算，深圳富士康員工自殺，一年應該死上六十四人以上，方值得大家注意。

海內外比較官方或者比較愛國的文章和言論當中，常見這個好像十分有力、能力排眾議的觀點。但是，此觀點嚴重誤導，因為從來平均數字顯不出局部問題。蓋自殺有兩個年齡高峰，一是六十歲後的老年，一是三十歲後的中年，前者多因長期病患或無依無靠而厭世，後者則反映「中年危機」；然而，事件中的死者卻是以剛中學畢業的青年居多。

自殺比例女比男多

再者，大陸自殺死者數字，農村人均是城市三倍，若按中國城鄉人口四六開看，農村自殺死者總數應是城市的四點五倍；然而，富士康並非位於偏僻鄉鎮，而是座落在珠三角龍頭都會。又，絕大多數各國自殺死亡者當中，男女比例約四比一，但中國卻相反，女比男多一成半，在世界上是唯一的（印度女權低落，反映在自殺率上，男女也不過是二一之比），而像富士康這樣的電子組裝廠，女工多於男工；但是，富士康事件中的死者，男女比例為二比一，超標不止兩倍。

還有就是，無論中外，不少自殺者是因為殺了人或犯了法而畏罪自殺（如上周湖南零陵地區法院發生血案，疑兇槍殺三個法官之後自殺），但富士康死者都不是那樣的人。故從多個角度論，事件發生才短短四個月，不必與全年平均比，死人數目已是一個「超越數」， 絕不能視為低於平均，也不應認為只是抽樣偏差。

不看別的，但看中央十萬火急組團南下進駐富士康調查，便知是大問題。上述的「不是問題」論，明顯是「護國心切」者一時闖入數字誤區引起，結果是「太監不急皇帝急」。中央那麼一急，顯然也有點用。富士康月內接二連三宣布今年員工大幅加薪，這種正面消息興許能減低往後幾個月的自殺數字，對其他大陸廠礦企業，說不定也有短期示警作用。

富士康事件進入國人視野，剛巧是五一勞動節前夕，胡錦濤提出要「讓勞動者體面勞動」之後不過幾天，既說明胡的提法有意思，更反證富士康乃至整個中國大陸不少勞動者嚴重缺乏「體面」甚或比「體面」更重要的東西。

富士康說自己不是血汗工廠，某種意義上大致沒錯，比起大陸各地目下不少黑廠黑窰，比起香港六十至八十年代的外資工廠，富士康在很多方面都勝一籌，其勞動者都可說更有體面。不過，如果要大陸的廣大勞動者比富士康的工人更有體面，起碼有兩點難處。

第一， 大陸產品原創性低，邊際毛利潤率不高，加上權貴層層盤剝，勞動者所得無幾，富士康工資一加再加，是十條人命換來的，不會是一般做法，而且到頭來工人回到廠裏，還是要做簡單而重複的勞動，當機械的附庸，看工頭的臉色，間或受罵捱打。

第二， 人的身份不僅僅是勞動者，除了經濟身份，別的不說，政治上還是一個公民，理應享受各種公民的權利；你不剝奪他的權利，他就有體面，但偏偏大陸勞動者的公民權利在中國人社會中最薄弱。沒有選舉權，沒有知情權，沒有罷工權，沒有自己組織工會的權利，在黨官老闆老外面前，你怎麼讓一個人體面地掏糞？

用金錢去增加勞動者的體面當然可以，但此法在大陸顯然到了相對極限。如果要富士康再加薪幾成，只怕它寧可把錢塞給維穩辦的大小黨幹，去打壓呼之欲出的獨立工會，或者乾脆把廠搬到越南（事實上，富士康二○○七年便開始研究在越南設廠）。而若要增加勞動者的公民權利，因為有一黨專政，也是此路不通。在大陸，權就是錢，是無窮盡的錢，與黨謀權，就是成語說的與虎謀皮。

權就是錢 與虎謀皮

所以，胡錦濤那句「體面話」，說比不說好，但效果比畫餅充飢好不了多少。事件中的第九人自殺之後，五月二十日中新社報道富士康北京廠區爆出保安集體毆打員工事件，視像鏡頭非常殘酷，大家可以上網看。胡的講話連在北京城裏也沒用。

西哲愛默生曾經說過一句很精警的話，對象是知識分子：「學者就該是一個思考着的人。」愛氏的意思，重點是那個「人」字。他解釋道：當你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了，你去思考，那麼你才是一個真正的學者。筆者認為，這話對勞動者而言，同樣有針對性：「勞動者該是個幹着活的人。」重點還是那個「人」字。只有在其他方面的權利平等了，職業才可說得上無分貴賤，勞動者始能體面勞動像個人。

大陸的財富和權利分布互為表裏，二者不均狀況愈見嚴重，筆者今天要把原因說到點子上。首先，權力由大小黨員壟斷，老百姓根本沒有剩餘權利，再加上錢權無縫結合，資本亦逐步由黨員壟斷。

一個重要渠道是，愈來愈多的資本家搖身一變成為黨員，與原來的黨合法地瓜分舉國資產 ； 這是「共產」一詞的後現代含義。

如此，大陸社會的財富分布懸殊，亦相應地表現為黨員與非黨員之間的財富分布懸殊。這是「中國模式」的最深層負面特色。黨員與其他一般民眾之間的財富和收入差距，肯定大大高於最近在社會上廣為人知、用普通方法量度出的堅尼系數值超越零點五所反映的。

社會經濟學者應設法量化、測度這個關鍵懸殊，但不會容易（老虎屁股，當了政協之類的大經濟學家尤其不敢摸）。這種以黨員身份劃分的貧富懸殊，有黨的絕對權力如士敏土般牢牢固化，古今中外俱無，是沒辦法解救的。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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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逼出大辯論 三黨布局更合理

2010年5月25日

練乙錚

五區公投剛過，政制博弈加速進入高潮。一些人看了投票數字，認為公社兩黨果然自討沒趣，勞民傷財成為眾矢之的，故當曾蔭權迅速宣布邀請公民黨余若薇辯論政改方案之後，大惑不解，當權派之中甚至有人懷疑他是否心懷不軌，暗地裏要替明顯受了重傷的民主激進派輸血。實情是，曾這回不蠢，反而是那些陰謀論者無腦，忘了「五十萬」之數乃近年香港大政治之大忌，董建華不幸因之下台；有此殷鑒，曾特首於公投翌日讀了投票數字，得知五子得票剛好五十萬多一點點，哪能不大驚失色？能夠號召這些人規規矩矩出來投這次事先知道「必輸」的悶票，當然可以在政改關鍵時刻再把這些人請出來轟轟烈烈地上街，那曾蔭權就完了。

余若薇一等斯文夠身份

所以，曾必須急謀對策，結果，他想出了搞公開辯論這個主意；但是，要麼不辯論，要辯論便得找公社兩黨中人作對手，給激進派一點面子示好，若是到了危急之際，也許可以多一個彎轉。既然如此，余若薇便是首選，因為她一等斯文、夠身份，兼且萬一曾特首在激辯中輸了，還可以推說好男不與女纏，紳士風度一番下台也好看些。大家想想，曾是不是很聰明？

曾蔭權要向公社兩黨示好的方法很多，為什麼偏偏選擇辯論呢？原因顯然有好幾個，頭一個當然是看見前不久台灣馬英九搞「雙英會」十分叫好，在香港照辦煮碗不會錯，既討好激進派，其他民主派不會反感，中間人士也會認為曾夠開明；保皇派不高興沒關係，反正此輩現在並非關鍵。況且，「雙英會」有歷史意義，不排除曾也在考慮身後之名；做中國人的政治領袖，縱不能民主，若然稱得上開明，也很不錯。退一步想，當年競選之際曾經誇下海口，現在主動提出公開在七百萬市民面前與對手辯論，起碼算是「玩了鋪勁」（哪怕當時的語氣像是要推進民主，而現在要做的是拒絕改革要求，以圖拖慢政改）。

除了這些現實原因之外，筆者認為還有一個較深層的個人原因，那就是曾蔭權的「華仁仔」因素。華仁書院辦學嚴謹，但風氣自由，若有學生言行出位出格，只要不是大逆不道，學校也聽之由之；課外活動林林總總，最吸引高材生的，就是它的辯論隊。本來，學校廣設辯論隊，是議會民主國家才有，香港是英國殖民地，遺風之下，一些學校也搞辯論活動；極權國家當然不來這套，領袖說話「一句頂一萬句」，哪容你青年學生或學會駁嘴？中國內地的一些優質學校，也是改革開放之後，才開始有辯論隊的。

華仁很重視此活動，每有辯論，校方都有神甫前來觀戰，之後更會在其他神甫老師之間評頭品足，表現出色的學生獲另眼相看。影響所及，據說華仁的畢業生都有個「款」，就是能言善辯， 你看李大狀、梁大狀、涂律師乃至說話不慍不火有條不紊的孫公、出名三寸不爛之舌的林Ｄ９，極富攻擊性的邵善波等，便都是華仁佳品。

恐怕無信念立場

明乎此，曾特首提出搞大辯論，絕非偶然。筆者絕不擔心他的臨場表現，只怕他還是像做學生時那樣辯論，讓他當反方便當反方，話說得刁鑽利落，心中卻無自己信念立場，「做好份工」而已，有別於精誠篤信的馬英九。

不過，文鬥好過武鬥，辯論勝於賴皮，對曾特首此舉，筆者十分讚賞。另一方面，公社兩黨兵行險着，單一議題得票五十萬而達到政治運動臨界點，不是小勝那麼簡單，爭取得與特首公開在世人面前辯論政改，便是戰利品， 筆者知道了也很高興。然而，兩黨在五區公投事上的成就，不止於逼出一個辯論；在相當一部分選民心態激進化的情況下，公投之舉成功改變、改善了整個民主陣營的布局，其過程、結果與影響都和書本理論說的一樣。筆者今天就此稍作介紹。

競爭條件底下，政黨在政治光譜上如何分布的理論，始見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賀鐵令 （Harold Hotelling） 的分析，後來的皮瑞斯葛特（Edward Prescott） 更把模型動態化。

二氏的經典分析本是關於商品市場裏的產品異化和寡頭競爭，但其模型應用到分析政黨在政治光譜上如何定位、怎樣挪移，卻一樣合適。為簡單起見，假定政治光譜只有一維，標示政治改革上的立場從反動到中間到激進。這個一維假設，在香港刻下相當恰當。我們可以畫出圖一。

這是五區公投運動之前相當一段日子裏的狀況。我們還可以簡單假設，那時的選民平均分布在光譜之上。注意，當時的民主黨和公民黨的個人風格、專業背景和政治立場都很接近，選民難以分辨，兩黨之間關係相對和諧，但其實競爭是零和的，競選的時候要協調配票，有時配錯，並不理想，宜把兩者之間的距離拉開，讓選民能區分清楚而自動選擇支持。

二之一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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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馬在「雙英會」中的敗筆及蔡英文的貢獻

練乙錚

續昨文：與此相反，蔡英文有一次點擊，卻贏得漂亮。筆者說過，全球化之下，各國特別是發達國的工農大眾普遍懷有恐懼，都怕就業機會往第三世界跑，「不知命在何時」。這種恐懼先後見諸美國汽車、製衣等業，見諸法國、南韓等國的農業；香港的所有製造業於八九十年代也都經歷過，港人記憶猶新。

應實事求是 解決問題

小民的這種普遍恐懼，須靠政黨有效表達 （正確目的當然不應是阻擋開放政策，而是為了替受到政策消極影響的民眾爭取合理而充分的保障），而在台上推行全球化政策的政黨，則必須盡可能通過教育和訂定具體政策，消除民間恐懼。不排除民進黨有故意渲染恐懼、言過其實的做法，但恐懼本身，正如蔡英文辯論時強調的，有其客觀真實性，馬英九不應指民進黨「靠嚇」，而應實事求是解決問題。

有意思的是，蔡在會前與黨友討論辯論策略時說：馬英九給出的資料和道理不完全錯，不能指控他說謊，只能說他誇大。那是非常合理、理性的態度，而她在辯論的時候，的確從頭到尾沒有越過自己定下的火線，反而是馬一上場就指控民進黨一味「靠嚇」，絕對化了。

也不能說馬完全沒有試圖教育群眾，他在辯論會上告訴蔡英文說：「經濟學諾獎得主克魯曼、哈佛大學教授波特、日本的知名學者大前研一，以及其他在台灣投資的外商，如日本工商會、歐洲及美國商會等，都認為簽署ＥＣＦＡ對台灣利大於弊，為何民進黨的評估比美日學者和商會都悲觀？」

蔡英文的回答很有意思，她說：「總統，如果你是競爭學或經濟、商業大師，你剛剛講的話我可以接受。但你是這個國家的總統，你必須考慮到開放以後對這個國家所產生的衝擊和政治成本。你剛才說的克魯曼、波特，他們不是政治人物，他們沒有政治責任，你有政治責任，你有沒有想過，ＥＣＦＡ會帶給我們這個社會多大的社會成本、政治成本？身為一個領導人，你難道只是聽商學大師的講法嗎？如果這樣的話，我們為什麼要選一個總統呢？」這是很精警的一段話。

馬的經濟政策大體上沒錯，他更指出，當年台灣成功抵禦了加入ＷＴＯ後開放市場帶來的衝擊，所以今後簽訂ＥＣＦＡ也能頂住並消化衝擊，進而享受到好處。這個道理說得通，不過，好的經濟政策不只必須在本身道理上成立，還得有完整而明確的補償配套，讓那些直接受政策副作用所害的人群能夠吞下苦酒；再就是得兼顧政策對政治大局的影響。

經濟理論本身是不大講政治的，那些大師都不會管台灣人要搞什麼捍衞國家主權，商人在商言商，更很少執着於楚河漢界，都是所謂純經濟觀點；大陸要統一台灣，經濟手段飽含政治動機，但說話完全中性不提政治，和那些學者商家差不多。馬英九想教育人民以推動開放，引述學者和商家的純經濟觀點，綠營群眾難免「捉錯用神」，認為總統與大陸一鼻孔出氣；馬既露出軟肋，蔡英文於是一擊中的。

蔡英文顯示專業知識

不僅如此，蔡更顯示專業知識，進一步引述一位貿易實踐領域裏的權威人士—現任ＷＴＯ秘書長Pascal Lamy 的話：「政府有責任處理貿易帶來的利益分配問題，如果貿易開放的利益是集中在少數權貴及既得利益者身上，卻增加了社會成本，就失去了政治的正當性。」Lamy不是什麼經濟學大師或大商賈，但他這話說得比較全面，反襯馬的觀點過分偏狹（這令筆者想起香港一些體面人物原先常說的「香港是經濟城市……」，後來卻給北京領導人改正了；香港不僅僅是經濟城市，也要解決政治問題）。

談到開放貿易帶來貧富懸殊，蔡順帶將了香港一軍，指香港受大陸因素影響特別是在ＣＥＰＡ出台之後，貧富不均現象惡化了。這其實反映很普遍的問題。幾年前，哈佛大學的波特說過，荷蘭幾百年前已經開始搞「全球化」，產業遷移境外，外國產品大量進口，但荷蘭走的道路，就是擴大財富重新分配，發展出新的社會契約，保持了社會穩定。

馬英九雖然在會前提出了九百五十億元新台幣的補貼額，但如何得出此數，金額夠不夠，分配給誰，如何分配，馬政府都沒有說明，行將受損的民眾，怎能安於得到一個空泛的數字作保證？看來，馬還有大量功課要做，而挑出這點，就是辯論的好處之一；筆者希望他的「責成有關部門研究一些蔡指出的問題」之諾，不是賣賣口乖而已。

在談論ＥＣＦＡ與ＦＴＡ對台灣的必要性之時，馬不夠專業。蔡提到，馬政府常常說大陸對台灣的關稅有百分之九點幾，但按財政部資料算出的平均值只是百分之一點九五；因此，她認為，台灣簽了ＥＣＦＡ，固然可降低一兩個百分點的關稅，卻換來龐大的社會及政治代價，不值得。

馬的回應，是找來一個面對大陸關稅是百分之八的某行業某小老闆作「血肉實例」，並竟然說：「每一個行業都不一樣，平均值意義不大」，那就顯然是以偏概全。還有，蔡英文說，簽了ＥＣＦＡ，根據ＷＴＯ原則，台灣必須在十年內開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市場，衝擊太大；馬回應說，不一定是百分之九十，有很多國家是百分之五十也不到；也不一定是十年，有些國家如尼加拉瓜是十五年，摩洛哥是二十五年。

但蔡的專業知識好，立即指出那些只是ＷＴＯ對低度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台灣已算是高度發展，而且企業一向競爭力強，在ＷＴＯ的談判裏，別的國家肯定不會同意給台灣那些優惠。這是客觀事實，馬無言以對，只能說，到時若更多本地企業有困難，九百五十億補貼還可加碼。那就有點畫餅充飢了。

主權與經濟須兼顧

當然，馬的辯論表現不是沒有精采處，蔡英文也因為民進黨執政八年，在開發台灣對外貿易空間事上一事無成，面對馬的一些攻勢，着實難以招架。馬說，過去十年亞洲地區ＦＴＡ數目激增，從原來的三個上升到五十八個，同期間，北韓和台灣卻被排除在外，成為亞洲的孤島。「你看看，人家都跑了四五個圈了，我們還蹲在地上繫鞋帶，我們還要等多久啊？」這位慢跑總統倒是用了一個他熟悉的比喻，效果還好。民以食為天，主權與經濟都要兼顧，民進黨未能做到這點，事實在前，蔡百詞莫辯。

對海內外眾多不是天天留意台灣經濟動態的人而言，這次辯論提供了很多有用資料。一些論者認為，觀眾立場既定，資料毫無用處，所謂「真理愈辯愈明」，是假的。

筆者絕不同意這個看法。事實上，「雙英會」之後，島內調查顯示，不少人對台灣的政經處境增加了認識，更有百分之六以上的人改變了對ＥＣＦＡ的態度。

而且，是次辯論顯示，兩位領導人的民主素養，高於兩黨很多只懂走極端的立法委員、黨員、大老、民眾；兩人在辯論會上的表現縱非完美，亦可作為範例影響台灣社會，特別是民進黨，因為草根氣質較強，有時給人不講道理的印象，蔡的理性表現可助其優質化。觀乎香港與大陸民間特別是知識界對此次「雙英會」的濃厚興趣，更可知這個範例的影響顯然超越台灣自身。

然而，這次辯論是否僅僅一場政治秀，真正的影響有多大，還要看雙方今後作為。從另外角度看，這次要勞煩兩位領導人「御駕親征」，反映藍綠雙方在其他層次的溝通有大問題，需要矯正。那是更艱巨細緻的民主深化，也許和多來幾次「雙英會」一樣重要。

二之二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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