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激進理論．向左派進言

2010年7月7日

練乙錚

筆者昨天提出一個觀點：因為民主派整體方向是清楚的，故就現階段而言，輸贏並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爭取社會改良的道理在民主派這邊，大多數群眾也在民主派這邊，只要民主派能主動把悶局打破，推出新議題，群眾的能量有着力處，形勢便對民主派有利；個別回合的點數勝負，既不重要，也難算得清，怎能和民主派在政治光譜上布局合理化的好處相比？

故此，今後民主派的工作要點，便是把形勢中潛存的大好，盡量轉化為實利。在民主黨而言，那便是要演化為一個更溫和的政黨，吸納中間精英，一方面有一定原則地爭取部分成員進入建制，各自從體制較深層發揮能夠發揮的力量（不能只有一個張炳良，要有多個張炳良），另一方面須從中間乃至有建制傾向的群眾當中開闢票源。這都不是容易的工作，更不是浪漫的事業，有些人自然而然地適合做，目前各民主黨派定位拉開，正好讓更多人那樣做；不是或不願當中間民主派的人，應該樂觀其成，給予祝福。

競爭令激進派溫和

今天筆者續談其他民主派人士面對的問題。首先談激進組織的演化規律。阿當斯密在《原富論》提出一個見解，認為宗教領域由一兩個大教會倚仗政治力量行使壟斷權是不好的；更好的局面是由大大小小的教派互相競逐產生。他說：「一些活躍而受某種利益驅使的傳道士，只是在一教獨大或兩三個大教寡頭壟斷朋比為奸的情況下以勢壓人才可怕。若有兩三百個以至兩三千個小教派，任何一個都不足以危害社會安寧。……那些激進小教派，四方八面都是競爭對手，要生存、發展，必須學會真誠、回歸中道，而藉政治權力壯大起來的大教，卻往往離此甚遠。」

接着，阿當斯密舉以溫和見稱的公誼會為例；此會亦稱教友派、貴格派、費城朋友會等，前身是從英國國教分離出來的十分激進的異見派，受英國國教迫害，與英國清教徒一起移居美國，到了美國之後，卻又受清教徒迫害；然而此教不斷發展，終於成為美國東部最有影響力的溫和教派。

阿當斯密明顯認為，宗教的自由競爭，會令激進的小教派通過成長而變得溫和。（見《原富論》卷五首章三節第三部分；此「部分」長數十頁，昨文曾引其中一小段。）不過，阿當斯密沒有在書中嚴格證明此論點。一九八八年，美國社會學家 Lawrence R. Iannaconne 寫出一篇經典論文，用大量實證資料和嚴格理論分析，論證了上述阿當斯密的理論【註】。道理其實很簡單，圈子大了，成員之間的意見無可避免變得參差，這個圈子的主導思想便必須寬容一些。

最激位置留給八十後

據此，筆者昨文提出：「社民連應留在激進位置，但隨着支持者數量增長，不應佔據最激點，要留出空間讓其他更激進人士特別是年輕人進場創造性地參政」。社民連壯大了，支持者人數有一定了，也要更加顧存大局，把最激進的位置，留給衝中聯辦、衝羅湖橋的小伙子、八十後的少數最激者去佔，給予支持、樂觀其成，自身不去佔據、不去領導。按理論推導，那才是最高效的做法，否則必定拖慢自身成長，對泛民整體不利。事實上，社民連推五區公投，與其現階段最佳定位很合拍，完全合憲合法，只是不按當權派隱邏輯操作（民主黨不同意該做法，是對勝負概率估算不同，不是理論上反對）；在香港現實政治中，五區公投振聾發聵，富開創性，故不少並非激進人士也認同，包括筆者在內。今後，在適當時機、適當議題上，社民連應沿着五區公投的軌跡，再接再厲，推陳出新。

分析政治，論者常常提及「政治光譜」，但這當然不是思考社會政治的唯一維度；另外兩個重要維度，分別是以經濟地位和知識水平劃分的社會各階層。如果社會上要求民主的人，泰半屬於經濟地位或知識水平低下的階層，其餘階層的人反對的多，則不僅民主難以達致，就算達致了，也是不穩定的，甚或不可能是優質的。故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得到知識階層、專業人士的普遍支持，以及大量上流社會人士起碼不積極反對，十分重要。

做這方面的工作，公民黨最有條件。這些階層人士受教育比較多，大部分都懂理性思維，能夠不同程度接受講道理的民主，但行為上一般不能接受激進。因此，筆者昨天說：「公民黨在參與比較激進的五區公投取得成績之後，應作逆向微調，定位在未來的民、社兩黨之間，成為意念上激進地捍衛普世價值（憲政、法治、民主、自由）的溫和行動派，能夠和其他兩黨在不同的議題上靈活合作。」

註："A Formal Model of Church and Sect", by L.R. Iannacco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4, Supplement, 1988. 此文理論部分用的完全是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工具。

二之二．上．明天續

《信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