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富士康加薪與大陸貧富懸殊獨特性質

2010年6月8日

練乙錚

五月底六月初，內地發生的一些事情吸引了我，所以儘管香港特區政府變本加厲多招打壓今年本地「六四」悼念，但筆者沒寫文章，因為不覺意外；內地形勢今年特別緊張，香港發生的政治事件能感染大陸，故西環發功，事屬必然。

倒下的不是雕像

沒想到的是，民主女神像受到衝擊，但倒下的不是雕像，而是中文大學劉校長（那麼巧也是一位劉政協）的晚節。在上周那個「遵義會議」上拋出的，竟是一個不知所謂的「中立」論，貽笑大方。如果是特區公務員，「中立」猶可解釋為左右立場上不可作為，但一個大學校長處理校政時的「中立」，自五四運動以來，只能理解為「兼容並包」，劉校長怎麼忘記了？也許他開那個會議時，心中主流身份是劉政協而不是劉校長，故有此誤。失節事大，咎由自取；不過，是文化人，也是學經濟的，物傷其類，筆者到底覺得有點可惜。

言歸正傳，談近日舉國關注的富士康事件及其帶出的勞工問題。首先搞清楚，富士康深圳廠五個月內十三員工自殺、十人死亡，從數字上看到底是不是問題。事發之後，廠方提出「十名員工自殺死亡之數比全國平均低」之說，理由是，該廠員工四十三萬，按世衞資料大陸每十萬人口每年十四點八人自殺死亡之數計算，深圳富士康員工自殺，一年應該死上六十四人以上，方值得大家注意。

海內外比較官方或者比較愛國的文章和言論當中，常見這個好像十分有力、能力排眾議的觀點。但是，此觀點嚴重誤導，因為從來平均數字顯不出局部問題。蓋自殺有兩個年齡高峰，一是六十歲後的老年，一是三十歲後的中年，前者多因長期病患或無依無靠而厭世，後者則反映「中年危機」；然而，事件中的死者卻是以剛中學畢業的青年居多。

自殺比例女比男多

再者，大陸自殺死者數字，農村人均是城市三倍，若按中國城鄉人口四六開看，農村自殺死者總數應是城市的四點五倍；然而，富士康並非位於偏僻鄉鎮，而是座落在珠三角龍頭都會。又，絕大多數各國自殺死亡者當中，男女比例約四比一，但中國卻相反，女比男多一成半，在世界上是唯一的（印度女權低落，反映在自殺率上，男女也不過是二一之比），而像富士康這樣的電子組裝廠，女工多於男工；但是，富士康事件中的死者，男女比例為二比一，超標不止兩倍。

還有就是，無論中外，不少自殺者是因為殺了人或犯了法而畏罪自殺（如上周湖南零陵地區法院發生血案，疑兇槍殺三個法官之後自殺），但富士康死者都不是那樣的人。故從多個角度論，事件發生才短短四個月，不必與全年平均比，死人數目已是一個「超越數」， 絕不能視為低於平均，也不應認為只是抽樣偏差。

不看別的，但看中央十萬火急組團南下進駐富士康調查，便知是大問題。上述的「不是問題」論，明顯是「護國心切」者一時闖入數字誤區引起，結果是「太監不急皇帝急」。中央那麼一急，顯然也有點用。富士康月內接二連三宣布今年員工大幅加薪，這種正面消息興許能減低往後幾個月的自殺數字，對其他大陸廠礦企業，說不定也有短期示警作用。

富士康事件進入國人視野，剛巧是五一勞動節前夕，胡錦濤提出要「讓勞動者體面勞動」之後不過幾天，既說明胡的提法有意思，更反證富士康乃至整個中國大陸不少勞動者嚴重缺乏「體面」甚或比「體面」更重要的東西。

富士康說自己不是血汗工廠，某種意義上大致沒錯，比起大陸各地目下不少黑廠黑窰，比起香港六十至八十年代的外資工廠，富士康在很多方面都勝一籌，其勞動者都可說更有體面。不過，如果要大陸的廣大勞動者比富士康的工人更有體面，起碼有兩點難處。

第一， 大陸產品原創性低，邊際毛利潤率不高，加上權貴層層盤剝，勞動者所得無幾，富士康工資一加再加，是十條人命換來的，不會是一般做法，而且到頭來工人回到廠裏，還是要做簡單而重複的勞動，當機械的附庸，看工頭的臉色，間或受罵捱打。

第二， 人的身份不僅僅是勞動者，除了經濟身份，別的不說，政治上還是一個公民，理應享受各種公民的權利；你不剝奪他的權利，他就有體面，但偏偏大陸勞動者的公民權利在中國人社會中最薄弱。沒有選舉權，沒有知情權，沒有罷工權，沒有自己組織工會的權利，在黨官老闆老外面前，你怎麼讓一個人體面地掏糞？

用金錢去增加勞動者的體面當然可以，但此法在大陸顯然到了相對極限。如果要富士康再加薪幾成，只怕它寧可把錢塞給維穩辦的大小黨幹，去打壓呼之欲出的獨立工會，或者乾脆把廠搬到越南（事實上，富士康二○○七年便開始研究在越南設廠）。而若要增加勞動者的公民權利，因為有一黨專政，也是此路不通。在大陸，權就是錢，是無窮盡的錢，與黨謀權，就是成語說的與虎謀皮。

權就是錢 與虎謀皮

所以，胡錦濤那句「體面話」，說比不說好，但效果比畫餅充飢好不了多少。事件中的第九人自殺之後，五月二十日中新社報道富士康北京廠區爆出保安集體毆打員工事件，視像鏡頭非常殘酷，大家可以上網看。胡的講話連在北京城裏也沒用。

西哲愛默生曾經說過一句很精警的話，對象是知識分子：「學者就該是一個思考着的人。」愛氏的意思，重點是那個「人」字。他解釋道：當你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了，你去思考，那麼你才是一個真正的學者。筆者認為，這話對勞動者而言，同樣有針對性：「勞動者該是個幹着活的人。」重點還是那個「人」字。只有在其他方面的權利平等了，職業才可說得上無分貴賤，勞動者始能體面勞動像個人。

大陸的財富和權利分布互為表裏，二者不均狀況愈見嚴重，筆者今天要把原因說到點子上。首先，權力由大小黨員壟斷，老百姓根本沒有剩餘權利，再加上錢權無縫結合，資本亦逐步由黨員壟斷。

一個重要渠道是，愈來愈多的資本家搖身一變成為黨員，與原來的黨合法地瓜分舉國資產 ； 這是「共產」一詞的後現代含義。

如此，大陸社會的財富分布懸殊，亦相應地表現為黨員與非黨員之間的財富分布懸殊。這是「中國模式」的最深層負面特色。黨員與其他一般民眾之間的財富和收入差距，肯定大大高於最近在社會上廣為人知、用普通方法量度出的堅尼系數值超越零點五所反映的。

社會經濟學者應設法量化、測度這個關鍵懸殊，但不會容易（老虎屁股，當了政協之類的大經濟學家尤其不敢摸）。這種以黨員身份劃分的貧富懸殊，有黨的絕對權力如士敏土般牢牢固化，古今中外俱無，是沒辦法解救的。

《信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