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辯論前夕對政事的三點看法

2010年6月17日

練乙錚

關於政改，筆者有三點看法，提出來予大家參考。

第一點：特區政府角色錯位。按《基本法》精神，特區政府的定位應該是全民政府，在法治範圍內仲裁社會上不同利益、價值和觀點矛盾，從而促進社會和諧。就香港特區內政而言，它的政治立場應該是開放的，除了遵守法律底線之外，本身不另設既定立場，而只擔當積極的調解角色。

如果甲社群與乙社群在某政策上對立，特區政府的責任便是幫助甲說服乙、幫助乙說服甲，以公正清晰的民意比重為壓力，成功令彼此向對方讓步。仲裁的結果應該不是某方全面得勝，另一方徹底敗落，一方意氣風發，另一方灰頭土臉，而是按民意比重大致持平。

香港本地法也規定，行政長官不能隸屬任何政黨，便是對此全民政府概念的最佳說明。這是很好的制度設計，十分適合香港。

偏離憲制角色

但是，特區政府在政改事上，一開始便偏離上述憲制角色，以某一方全權代理人的姿態上場打壓另一方，其結果是原本屬於社會上不同社群之間的矛盾，演化為政府與大多數市民之間的矛盾，這不僅令矛盾變質，毒害社會，更因違反全民政府公允原則，引起受壓一方加倍反感，無可避免地加深矛盾，導致仇恨、疏離。

以政改問題中的功能組別為例，永久保留功能組別最符合大資產階級既得利益的願望，故與民主派在此議題上直接交鋒、爭持、談判乃至大辯論的，應該是大地產商大資本家如李嘉誠、陳啟宗、郭氏兄弟，或他們的生意朋友和政治代理人如田氏兄弟、梁振英等，而絕對不應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和他的主要官員。

既得利益囊中物

可是，實際情況剛剛相反，曾班子「御駕親征」，整部政府公器降格為既得利益的工具；高官上山、下鄉力竭聲嘶、揮汗如雨推銷合乎既得利益心意的政改方案，資本家大人物及其政治代表卻氣定神閒坐吃免費政治午餐，偶爾說一兩句風涼話。何解？特區政府一眾高官已成既得利益囊中物是也。

第二點：西環的立場不可能不受既得利益的金錢腐蝕。關於這點，有一般推理和具體推理。大陸人民都說無官不貪，也許言過其甚，但貪官總是十分之多；國家官員和黨干部到香港工作的，被揭貪污要「雙規」者也不少，但只能是冰山一角。在西方，高官議員其門如市，出入都是大企業或利益團體僱用的說客，隨時準備以貪腐手法影響政策左右大局。

在香港，西環最能影響中央對香港政改的取態，香港的大資產階級對此哪能不利用？與西環打交道的貴客因此如過江之鯽，能登堂入室者亦大有其人；西環的國家黨政幹部難道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一過深圳河便坐懷不亂，身上的貪腐細胞如電路開關那樣，中央派來之前一按便止貪？筆者閱世數十年，不會相信。

西環的政改立場，特別是關於資本家最在意的功能組別的立場，自那令人哭笑不得的「ＧＤＰ貢獻論」出台後，與本地既得利益愈扣愈緊，從未反覆過，故筆者推理，中間有貪腐交易的可能性大於一半。

此是一般推理；具體推理則基於最近一位西環官員的言論，筆者試作較深入分析。特區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包含所謂的「區議會方案」，那明顯是中央授意的，是通往「一國一制」的過渡方法（對此筆者去年有詳細分析）；但此方案弱化原來功能組別的維護商界利益作用，香港的大資產階級和商界絕不喜歡。怎麼辦呢？最好莫如借刀殺人把政改拖死，然後把責任推在民主派身上。這個結局是中央不願見到的，絕招便是由西環出手。

大家知道，爭取政府方案通過，中央明白只可智取、不能力敵，故北京最近的有關談話，口脗十分溫和；假如擺出一貫兇相，只會像曾政府打擊六四悼念一樣，效果適得其反。

中央這個取態相當成功，於是有近日與溫和民主派的溝通對話；若中央再作實質退讓，難保沒有通過方案的可能。

對既得利益而言，這就壞事了。於是，大家看到前天西環要員郝鐵川的忽然強硬乃至全無邏輯不可理喻的發言。郝的那些說話，唯一作用便是刺激民主派群眾，造成強烈急升的反對聲勢，迫使溫和民主派終止溝通、投下反對票！筆者提議中共中紀委徹查郝鐵川有無收受利益。

第三點：民主派兩翼此時堅持各自路線，可收客觀上互相配合之效。筆者估計，溫和派能爭取到最低綱領的可能性不大，最終還是要無功而還，投下反對票。那為什麼還應在現階段繼續忍辱負重與北京低調周旋呢？原因很簡單，要讓中間群眾對北京心死。

分兵兩路 形勢大好

你放低身段了，低得連同志們也翻臉成仇了，夠溫和了吧？可北京依然半步不讓；中間群眾這才看得清清楚楚，以後對北京不再存有幻想，溫和民主派到那時候回歸激進，才能把這部分群眾轉化為扎實的反對派。

在群眾當中，有些天生比較激進，另一些性格比較慎重，看到真相才相信；溫和民主派爭取後者，要兜一個大彎，這點氣力不能省。

余曾大辯論前夕、五區公投之後，民主派能分兵兩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信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