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衡輕重明智取捨 勞工集約尚未可棄──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的反思

2010年6月1日

林行止

一、

全球規模最大的電子代工工廠（Contract Manufacturer）—富士康深圳龍華廠，佔地三千八百八十五多畝、員工約四十二萬（分為有約三十萬人及約十二萬人兩個「科學園」），連月發生員工跳樓自殺事件，至上周三已錄得「十三跳十條命」；二十四及二十五日本報「偵查報道」發表了二篇一組有關長文，對這間被稱為「血汗工廠」的「內幕」，有相當詳盡但不算客觀深入的報道，這絕非記者不力，而是管理層不肯接受訪問使然。富士康在內地有多家分廠，在今年之前，其北京、廊坊及昆山等廠均有員工上吊、猝死事故，這類消息所以未能見諸傳媒，據說是管理層取得當地政府的「合作」，對外封鎖消息，同時「私下了斷」，向「非正常死亡」員工的家屬作出相當慷慨等於變相「掩口費」的賠償，遂令自殺事件無聲無息；直至龍華廠員工跳之不歇，成為轟動全國的悲劇，事件才鬧大。不過，據昨天本報「特稿」 ，中央及地方政府雖「三令五申」要做好善後及防範工作，與此同時，對內地媒體下達「限制令」，有關報道只能據新華社的發稿，等於真相未白，「富士康深層次矛盾未解決」。

工廠搞出人命，譴責資方、同情勞方，是一般人的即時反應，亦是論者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為弱者伸冤的最佳題材；可是，熱血沸騰的心若無冷靜的腦袋配合，不僅看不到關鍵所在，亦無法寫出令人信服和對事件的了解（遑論解決）有幫助的評論！

富士康科技集團為台灣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鴻海創辦於一九七四年，如今仍為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的創辦人郭台銘，看中內地對外開放歡迎外資特別優待台資的大趨勢，又有大量廉價勞工及相對廉宜的土地，早於一九八八年便在深圳設廠，其後生意愈做愈大，九一年在台灣證交所上市後，除在日本及美國成立研發中心，復於英國、美國、捷克、匈牙利、墨西哥、巴西、印度及越南等地設廠，惟規模均不及內地的工廠；至二○○九年，鴻海的營收達六百一十八億（美元．下同）、淨收入十億七千四百萬。鴻海能夠成為iPod、iPad、iPhone、英特爾裝配板、戴爾、惠普電腦及任天堂多種電子遊戲機等世界名廠的主要代工廠，絕不簡單。郭台銘的國際視野和魄力，華人社會中罕見，其掌握的電子科技，更是少有其匹。

台灣電子業早執世界牛耳，現在全球百分之五十晶片、百分之七十電腦顯示板及百分之九十手提電腦便產自台灣；台灣蕞爾小島，產能這麼大，皆拜台商內地設廠之功。以富士康為例，如今在國內僱用員工總數八十餘萬，○八年其內地廠出口額達五百五十六億，約佔同年中國出口總額百分之三點九！

二、

管理工人數十萬廠區有若小城鎮的工廠，不用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效率大師」泰勒（F. Taylor）的管理方法及福特車廠創辦人亨利．福特（H. Ford）發明的裝配線是不行的。前者根據工人的生理狀況及技術條件，制訂「效率最高的操作方法」，當工人為機器，是所謂科學化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這種視工人如士兵即必須遵守嚴格規律、絕對聽從上級命令、因此有令個性甚至人性受抑制之弊的方法，卻能有效地大幅提高工人的工作潛能；後者的流水作業式裝配線是阿當．史密斯極力鼓吹的「分工」（division of labour）的實踐，意味工廠工作零碎化、制式化，但工人很易熟能生巧……。泰勒加福特，大大刺激生產力、降低成本，使產品符合一定標準，達致薄利多銷的目的，這對消費者大為有利，當然有力地促進資本主義消費社會迅速發展，奠下了美國在資本主義社會工業化的龍頭地位！可是，這種單調、重複的工序，以及工人在精細分工之下真正成為複雜生產過程的「一枚螺絲釘」（或「他們操作的機器的工具」〔the tools of their tools〕），對工人的生理及心理造成重大負面衝擊。

二十世紀初葉才發現的馬克思早期（一八四四年）的「讀書札記」《巴黎手稿》（《經濟及哲學手稿》；一九三二年出德文版，五九年出俄文版，八十年代出英文本）已注意到這種他稱之為「疏離」（Alienation）的問題，由於工人成為「零件」，長期於毫無「人性」的工作空間、在鐵面無私即不會考慮工人福祉只顧公司利益的管工和經理的監督及鞭策下，重複做同一工序的工作，加上與小店主小工匠不同，工人不能控制工作時間、無法改變工作環境，勞方與資方便無可避免「站在對立面」。左丁山昨天在他的《蘋果日報》專欄，借用一位香港廠家之口，點出了台灣（及韓國）工廠「軍事化」的原委，他寫道：「韓、台工廠（的）高層、中層管理人，幾乎全部服過兵役，對軍事化紀律、管理比較熟悉……。」然而，軍事化管理似有必要，因為農民工「對工廠生產技術、規矩、規律、秩序等，所知甚少，要由頭教起，同時要慎防有人做無間道，涉及偷竊、抄襲等事件，故此一般工廠都管得好（甚）嚴……」。此說大有道理，「軍事化管理」，以內地現階段的經濟情況及社會條件，似有必要。在這種情形下，工人與社會「疏離」進而引出種種不滿現實行為，是自然的發展。

三、

說來有點可悲，現在內地工廠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竟然與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特別是英國工人的際遇相仿。馬克思的《資本論》（據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本）第八章〈工作日〉有這樣的描述：「通過延長工作日，不僅使人的勞動力由於被奪去了道德上和身體上正常的發展和活動的條件而處於萎縮狀態，而且使勞動力本身未老先衰和過早死亡，它靠縮短工人的壽命，在一定期限內延長工人的生產時間。」又說「過度勞動使倫敦的麵包工人不斷喪生，可是倫敦的勞動市場總是擠滿來自德國和其它地方的人，等着去麵包房送死……」。二百多年前歐洲工人的悲慘命運，如今竟在奉老馬為神明的內地重現！

非常明顯，這些年來，資本主義由於實行政黨輪替政治制度而不得不經常「自我完善」，如今西方國家的工人福利已相當不錯，即使是富士康，除支付比最低工資高的薪給（加班工人月入在二千元人民幣水平），還提供膳（每天消耗三噸豬肉、三噸雞肉、六萬隻雞蛋及二十噸白米）宿、有不少文康設施及文娛活動（天下當然沒有免費午餐，但在不算差的薪給上有這些不另收費的物質及精神「享受」，員工似不應抱怨）；國際市場激烈競爭而邊際利潤率只約百分之二（大老闆郭台銘○九年的淨值，據《福布斯》統計，為二十億，比本港的中型地產商尚不如！），事發後「加薪百分之二十」，在筆者看來，是廠方顯示了最大的悔意與誠意。有關當局如果還不滿意，要富士康提高工資增加福利，那麼，在稅收上便要作讓步，若不如此，富士康可能會在國際市場上失去價格競爭力。

跳樓自殺事件成為全國以至全球焦點，鴻海自然是千夫所指的「無良資本家」，富士康也許隱藏多目的的慷慨撫恤金為十一萬元人民幣（本報報道指有五十萬元的個案），約為普通工人十年薪金總和，因此市（網）上傳出一些想不開的工人為報父母養育之恩而自殺，而信者居然不少。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第一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內地還有「專門利人毫不利己」的雷鋒式人物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第二、這是否意味富士康大幅削減撫恤金便會打消「問題工人」的自殺念頭？答案是當然不可能。事實上，與全國平均自殺率比較，富士康的情況並未「達標」。據世衞組織統計，一九九九年（最新資料）中國每十萬人口有二十七點八人自殺（男十三、女十四點八），富士康在這方面是，套用一句股市術語，「大落後」！

北京政府對內地工廠面對的問題，肯定比外人清楚百倍，這從新華社五月二十八日一則英文電訊〈自殺突顯調整增長模式的迫切性〉可見，它從正反兩面的事實，評估勞工集約工業的利弊，最後在不牽涉任何意識形態之下，只能空泛地表示惟創新發明能取代之。在目前的條件下，這有可能嗎？答案已寫在牆上。

與英國工業革命初期資本家被詛咒為吸血魔王一樣，小說家慈悲為懷，對工廠僱用女工童工，更極盡醜化之能事；可是，他們可有想到若非資本家設廠「創造就業」，這些婦孺若非面對無炊廚房便成為小偷或街邊乞丐，你以為哪種方式較有利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及經濟發展……。大量農民工湧入城市，意味當前中國亦面對同樣的難題，而在創新發明未普及化之前，在言論及新聞自由只是憲法條文的中國，政府禁制內地傳媒報道渲染富士康「醜聞」，是無法可想下的理性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