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當偵探 統計數字見真相

2010年6月3日

林行止

三、

經ＣＩＡ「動手術」後「變天」的國家，在政治上傾向美國，在經濟層面，最顯著的變化則是進口美國貨數額大增；她們購買的美國貨，主要是軍火、發電站及批出基建合約給美國公司。

在美國說客（「經濟殺手」）努力下，不少後進國家獲得大量「經援」，然後大購美國貨，只要這些物資為其所需而貨色只有美國才能提供或價格最具競爭性，交易並無問題；問題是《商業帝國》明確指出當中大部分物品，美國貨根本沒有市場競爭優勢（comparative disadvantage in producing）；更有甚的是，這種貿易絕對向「美國傾斜」，是單邊而非雙邊貿易。這即是說，只有這些國家大購美國貨而美國政府及企業並無採購她們的出產，完全不是「互補有無」而是只對美國出口商有利的貿易。

ＣＩＡ「擺平」政府之後，美國的經援、軍援及糧食救援相繼而來，而進出口銀行貸款（低息貸款）以至世銀等的貸款源源奉上；如影隨形而來的是這些政府直接購買美國貨的數額上升。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論文指出那些獨裁專制國家特別容易受ＣＩＡ（及ＫＧＢ）的影響，而在她們被ＣＩＡ（及ＫＧＢ）「臣服」後，其政權本質並無絲毫改變，此時美國已得其所哉，把統治層收為己用，政治及經濟利益雙收，便不再高談自由亦不再鼓勵她們在「民主化」上着力了！筆者過去老想不通，為什麼那麼多親西方國家多年來仍行極權獨裁統治而美國隻眼開隻眼閉，至今「真相大白」。

《商業帝國》引述另兩位學者的研究，指出在伊朗、危地馬拉、古巴和智利這些ＣＩＡ曾明目張膽干預其內政的國家經營的美國企業，其股價在ＣＩＡ的顛覆計劃獲當局批准後，便開始上升……。那顯示有知情人士把ＣＩＡ的秘密行動在未付諸實行前便洩漏給和他們有聯繫也許有商業利益輸送關係的投資者！

冷戰結束二十餘年，ＣＩＡ的活動是否「俱往矣」，不得而知，但美國軍火仍然壟斷世界市場，有此成績，其中必有政治介入，而這與ＣＩＡ活動有沒有關係，有待日後學者為我們查找真相。

四、

《商業帝國》引出「司法經濟學」（Forensic Economics），這門經濟學新旁支，新世紀以來慢慢興起，尋且有成為顯學之勢。這一派經濟學者致力於分析一些不尋常的跨國經濟活動（金錢交易），從而暴露其背後不可告人的秘密；這種見不得光的勾當，妨礙了公平交易的進行，因而經濟學家見義勇為，予以揭發。「司法經濟學」的研究範圍，涵蓋教師在考試中的作弊、建築商偷工減料、不必要的外科手術、國際體育大賽評審運作、軍火交易內幕以至違反聯合國禁運的走私活動等。而以筆者的有限閱讀，認為《商業帝國》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作品，它用「司法經濟學」的方法，抽絲剝繭從經濟數據，揭露、證實了美國政府假其情報機關之手為大企業效勞的事實！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力量介入政治變動後的經濟受惠者，主要是美國，這解釋了何以受美國的「感召」出錢出力的「盟友」在事後都怨氣沖天的底因—因為她們都無法分享政治甚至軍事干預後衍生的經濟利益！

哥倫比亞大學社會事業講座教授費思明（R. Fisman）去年在《哈佛商業評論》發表一篇題為〈司法經濟學的崛興〉的短文（hbr.org: 〈The Rise of Forensic Economics〉），介紹司法經濟學家在揭發數宗官商勾結行賄貪腐案中所起的作用。這數宗「大案」是法國大企業阿斯通（Alstom）通過行賄在全球取得多項政府基建合同；世界聞名的德國西門子和美國賀里伯頓（Halliburton，與新保勢力有密切關係的公司）以「不正常」手段接進海外合同，均是精明的審計人員及機警的調查商業犯罪的執法人員所發現。費思明指出，司法經濟學家具備同樣工具和功力，他們剖析統計數據，揭發「做成交易」背後的潛在動機，進而把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利益輸送，公諸於世；只要有完整的統計，司法經濟學家便不難查找出不法交易的蛛絲馬跡。這一派經濟學家又從股價的不尋常波動，很快便梳理出若干企業漠視聯合國禁運偷運軍火給安哥拉（安哥拉內戰這些軍火商盈利上升股價上漲；停火內戰兩造俱不必購買軍火，這些公司盈利與股價俱挫）的脈絡；他們對九十年代從香港把中國徵收高關稅物資偷運進內地的情況，從貿易統計數據上便見端倪—司法經濟學家比較香港的出口及中國的進口，發現「高關稅」貨品在貿易流程中消失（它們通過「大飛」越境進入大陸當然不必報關）……。數年前聯合國爆出在伊拉克的「石油換糧食計劃」上的貪污舞弊，亦是司法經濟學家的傑作……。法國駐台十五年的軍事技術顧問團已決定全部撤走，等於中斷與台灣的「軍事聯繫」，此事皆因台灣法院裁定法國在軍購案中應向台灣賠償八億九千一百萬美元而起……。總之此中黑幕重重，但願台灣的司法經濟學學者能在「拉發葉軍購案」上有所作為！

司法經濟學如能獲得那些由政府秘密保管的數據，當能盡早揭發貪污瀆職醜聞，可惜這些賬目大都在事發後若干年，有的甚至要等當權者落台（如智利大獨裁者平諾齊〔Pinochet〕被推翻）後才有機會公諸於世，令司法經濟學家無法及時作出剖析進而不能收懲戒貪官及阻遏破壞市場自由競爭的不道德商業活動之效！

為了彌合這種缺失，司法經濟學界近年正致力尋求政府的合作，他們希望建立一個國際性的「環球司法經濟學實驗室」（Global Forensic Economics Laboratory），以之作為與政府合作的橋樑；負責任政府對這種訴求應予正面回應，因為通過這一渠道，才能恰到好處地遏制官商勾結進而達致廉政的最高境界。政府與學者合作的可能性不低，一九二三年成立的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便是通過協調各國力量共同打擊跨國犯罪，這等於國際刑警已建立了有效的聯絡機制，與學者合作因此不應有問題。

迄今為止，歐洲學者對這門新的經濟學旁支似乎較為熱中，於二○○四年召開首次會議的「國際司法經濟學年會」均於歐洲舉行（愛丁堡、都柏林、佛羅倫斯、巴塞隆拿、伊斯坦堡及杜布魯尼克〔克羅地亞〕），今天（六月三日）召開的第七屆年會便假座丹麥的哥本哈根……。

有進一步興趣的讀者可參閱達茅茨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Eric Zitzewitz去年十一月為《經濟學文獻學報》所寫的〈司法經濟學〉（可於該校網站〔Dartmouth.edu〕免費下載）；這是一篇較完整的論文，對「司法經濟學」作了頗為透徹的解釋。

從「經濟殺手」說到「司法經濟學」．二之二